中新社北京8月27日電 題：意大利人老安：用相機拍下“稍息時代”的中國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徐鵬遠

　　老安在中國生活了40年，一直透過相機觀看這個國度。這一次，他出版了拍攝于1980年代初期的作品，那是屬于中國的“稍息”時刻。

　　一個從未被看見過的中國

　　老安給這本攝影處女集取名為“稍息”，因為照片里的中國，政治運動和社會實驗剛剛結束，準備躍入很快來臨的商業和消費的大潮。

　　這段“稍息歲月”也是他與中國的第一次親密接觸。1981年暑假，老安和幾個同學自費參加了南京大學舉辦的漢語學習班。雖然已是威尼斯大學中文系的三年級學生，中國之于彼時的老安卻仍是一個“盲區”。“學過的東西跟現實沒多大關系，都是孔子孟子什么的。”他回憶，“后來還讀過魯迅，以至于剛來中國時，我說的都是‘忘卻’這種詞。”

　　除了遙遠的語言，這片東方土地留給意大利人最新鮮的印象，只剩下“左”派宣傳里的革命符號。即使是安東尼奧尼的《中國》，老安也覺得不過是一套既有電影模式下的有限呈現，“只是那時沒人用這種方式記錄中國，所以變得非常寶貴”。

　　老安想拍出一個從未被看見過甚至從未被想象過的中國。自從迷戀上攝影后，老安就確認了這是自己一生觀看世界的方式。他帶了幾大卷百米長的膠片，只在南大待了6個星期，便四處云游，捕捉他眼中難以抗拒的景象。

　　“那時的中國是一個很透明的環境，所有東西都擺在外面，能找得到人的狀態。”老安仿佛尋到了一個屬于攝影的天堂。為了擺脫“洋鬼子臉”給拍照帶來的不便，他花上幾個小時靜靜等待著人群消磨完圍觀的好奇心，或者喬裝成各種身份，以一種極其低調的姿態隱匿于人群。可惜學習班只有短短兩個月，探入中國的觸角沒來得及伸展，便不得不“打道回府”。

　　一年后，北外、復旦和山東大學三所高校開放了16個公費留學名額給意大利。老安幸運地成為4名復旦學生之一。老安把大部分生活費都花在拍照和旅行上，兩年時間里，他去了蘇州、成都、昆明、廈門等地，甚至包括尚不對外國人開放的三亞。

　　“中國是一個故事駁雜、場景紛亂的寶庫，我感興趣的是去發現它們。”盡管異域的新奇與創作的構思無可避免，老安的鏡頭本質上卻是“漫無目的”的，如同陳丹青說“所有畫面只是‘遭遇’‘看見’，就像你我注意到什么時，腳步與目光，停了下來”。他無意于表達或闡述，也不急著給出什么解釋，他只想慢慢吸收現實，“等待時間以其自行的流淌來滲蝕無法溝通的石壁”。

　　時間的確賦予了往日現實以意義，四十年后，一幀幀定格儼然長成了一副心史的模樣。余華說，在老安的照片里，我們可以看到過去的自己如何掙脫束縛，小心翼翼走向真正意義上的生活；顧錚也說，老安用照相機插入現實的瞬間，抽出和保留了某個時代的某個時刻的氣氛，從而可以據此確認時代。事實上，從布列松、馬克·呂布、劉香成，到任曙林、秋山亮二，老照片在今天的中國掀起過一波又一波的閱讀熱情，甚至去年出版的一本《佚名照》，1500張從廢品站舊貨攤撿來的尋常照片，也點燃了一炬感動的溫度。

　　老安在那個“稍息歲月”里自得其樂過，也慶幸自己見證了中國在全球技術化時代的童年，但他并不想回去——“回到那個時候可能我就回國了”。

　　追憶似水年華

　　當初的留下，確實是一系列偶然的結果。

　　“正好是那個時候。早一點肯定留不下，我的老師就沒有機會；在我之后留學生當然更多，但條件不如我，那時因為剛剛開始，人家搶著要我。”結束了復旦的學業，老安回國服了一年兵役，之后在意大利當時最大的鋼鐵企業之一德興公司工作。面對改革開放的中國，德興也在香港成立了辦事處，老安便成了第一個員工——而且是首席代表。

　　回想起在香港的日子，老安臉上浮現出些許意猶未盡之態。“那時意大利最高的樓是米蘭中央車站旁的倍耐力塔樓，也就100多米。我香港的辦公室在金鐘，周圍全是摩天大樓，從辦公室窗口能看到各種各樣的船，看到飛機降落在對面的九龍，看到英國海軍基地里的軍艦和直升機。生活也特別方便，不夜城嘛。”因為經常要到內地談業務，老安也順便享受了更多旅行的機會。他后來回憶，那是一種不可想象的自由，恍若天外來客般暢游在大量符號、什物、樓宇、食品和人物之中。

　　1990年，老安搬到了北京。他花了兩萬五千美元從勁松的北汽廠買了一輛切諾基，從心所欲的自駕線路和隨走隨停的自由也讓他鏡頭里的中國變得更加廣闊多元。他說：“那個狀態是永遠都‘餓’，各方面的餓。”

　　在那個私家車還屬于稀罕物的年頭，這輛切諾基也幫老安“拉來了不少人緣”，搞建筑的張永和，拍電影的張元，寫小說的阿城、余華、王小波，跳舞的金星，畫畫的汪建偉都成了他的朋友。1994年，他還跟藝術家劉小東、馮夢波等成了鄰居，十幾個人在東郊的十八里店蓋了幾間自建房。如今，當初的大部分人都搬離了那里，老安沒走，這一點上他倒不像一個垮掉派，而且看起來好像還有那么點念舊。

　　這兩年因為疫情，老安沒怎么出去跑。除了周末跟家人在一起，基本都待在這棟老房子里，整理1987年以來的幾百張照片。從前他不太喜歡打理這些，拍完了就扔在那兒，然后接著去干新的事兒。

　　除了照片，還有好些視頻素材。上世紀90年代開始，他逐漸向動態的影像轉移，跟林兆華、李六乙做過多媒體戲劇，跟徐星拍過宋莊，跟彭磊“票”過電影，也幫電視臺弄點專題片，更多的私人素材則一直堆著，存儲設備都換了好幾茬。“我最近把2000年到2010年的一些磁帶進行數字轉化，有時特別感動，想流淚。跟現在對比，那時人的交流怎么那么自如啊？社會各層面的關系那么融洽，渴望交流，渴望互相理解。”說起這話時，老安的嘴角依然掛著笑意。

　　他還講起自己沒能實現的一個計劃：“我以前想拍發燒友。那時候我認識很多這樣的人，都是瘋瘋癲癲的，有一個特別執著的興趣，不分文化水平、不分社會階層也不分貧富。你可以看到一個特別窮的人跟一個富翁，在興致勃勃地談他們喜歡的東西。我覺得這些人可以作為北京的一個剖面。但是后來北京變了，發燒友也淡薄了，見面很少，都在網絡上。這你還怎么拍？”

　　“有一點點遺憾吧。”這回，老安沒有再笑，也沒有什么特別的語氣，風淡云清。

　　沿著108國道繼續走

　　老安一直沒給自己取中文名，“老安”只是朋友間的一個稱呼，證件上寫的仍是“安德烈”三個音譯的漢字。

　　老安的兩個孩子拿北京當故鄉，意大利與老安自己的連接，如今在變得微妙。母親前年過世后，他突然找不到必須回去的理由了。“以前最少一年一次，現在沒什么迫切的必要了。我可以說意大利是一個特別好的度假地，也許會去旅游。當然它是我的搖籃，這是不可能取消的一種關系。”

　　母親是老安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個人，他是跟著母親長大的單親孩子，“卡瓦祖緹”這個姓也是隨母親的。老安的母親上了大學，分數始終排在第一，只是生下老安后無暇再完成論文和畢業，只能干些低工資低地位的活計，緊巴巴地過日子。但對于兒子的成長，她力所能及地給予著鼓勵和支持，即使后來老安要讀中文這么一個看上去沒什么出路的專業，她也毫不反對。

　　母親是學哲學的，尤其喜歡德國哲學。老安最近在聽陳嘉映的音頻課，他覺得母親應該跟他聊一聊，“可惜已經來不及了”。

　　來不及的事也許會越來越多。老安今年62歲了，盡管精力體力還沒顯露出什么問題，但他也承認對于一件事，沒有原來那么埋頭了。眼下，他想拍幾部紀錄片，探知線上和線下兩個平行世界的關系——他有點看不懂這個屬于網絡的時代了。

　　“我很早以前有個想法，沿著108國道從北京走到昆明。現在高速公路基本布滿所有地方，國道好像有點被廢棄了，但它還連接著大小城鎮和鄉村，仍然是一個觀察世界的好角度。沿這個路，可以看線上線下的關系。”

　　目前，老安還沒有為此做什么實際準備。“我是比較無憂無慮的一個人，不太做計劃，更受不了任何人來指揮我支配我。但挺神奇的是，我這輩子其實從來沒有操心過錢的事，一直沒發財，也一直沒有錢的顧慮。”老安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