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廣州7月22日電 題：在利瑪竇之前，羅明堅如何為中西文化交流鋪路？

　　——專訪明清史研究者、廣東人民出版社總編輯鐘永寧

　　中新社記者 程景偉

　　在中西初識階段，外國傳教士想要進入中國，被認為“比登月還難”。然而，意大利傳教士羅明堅卻成功了，他早于中國人熟知的利瑪竇，成為第一個深入中國內地長期居住的西方傳教士。

　　明清史研究者、廣東人民出版社總編輯鐘永寧近期出版專著《消失的鋪路人——羅明堅與中西初識》。他在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表示，這得益于羅明堅超人的稟賦、意志力和人格魅力，但更重要的是，羅明堅對于中國文化由衷地認同、尊重、熱愛，使他能在中國內地長期居住，為中西文化交流鋪路，并貢獻諸多“第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羅明堅是誰？他在進入中國的過程中，如何突破重重困難？

　　鐘永寧：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1543年出生于意大利，1583年9月第三次進入廣東肇慶后，正式在中國內地居住，成為最早進入中國內地長期居住的天主教耶穌會士。當時，明朝政府除了允許朝貢的使節和澳門葡萄牙商人短暫進入中國內地外，并不許外國人入內地長期居住。羅明堅在1579年來到澳門后的四年里，或以葡商身份，或由廣東地方官員召見，四次進入廣州、兩次進入肇慶，但都因地方政府的反對或者官員的變故，而未能實現其長期居住的愿望。

　　第二次進入肇慶時，對羅明堅頗有好感的兩廣總督陳瑞，因受張居正牽連去職，羅明堅又未如愿。

　　繼任的兩廣總督郭應聘，查辦陳瑞給外國教士劃地建房的公函，令傳教士再進入肇慶接受調查，羅明堅等抓住拜見當時肇慶知府王泮的機會，訴說自己仰慕中國文化，由西洋遠航而來，希望得一塊凈土建造住房，做中國順民。后經傳教士多次請求，王泮在征得郭應聘的默許后答應了他們的請求。

　　中新社記者：晚明時期，在羅明堅之前，很多西方傳教士都未能進入中國，為何羅明堅率先獲得成功？

　　鐘永寧：16世紀中葉，隨著葡萄牙人東來，在澳門立足，西方世界急欲進入中國。最早到達中國內地邊境的耶穌會士是沙勿略，他在來到東方10年后的1552年8月，抵達當時中國臺山上川島，想通過廣州商人進入廣州而未成功，于當年12月在島上病逝。據法國漢學家謝和耐的研究，此后大概有50名神父試圖進入中國，但均告失敗。

　　羅明堅能深入內地長期定居，主要得益于多種因素。首先，他有超常的語言天賦，到澳門后排除各種困難基本學會了中國官話，具有當時其他傳教士沒有的語言交流能力。其次，他有超常的意志力，能忍受一般傳教士難以忍受的各種困厄，屢敗屢戰。第三，他對人溫厚、和善，具有人格魅力，官員、士人樂于與之交往。其四，他沒有文化偏見，對中國和中華文化有真摯感情，待人處事能將西方宗教的道德自律與中國士大夫推崇的道德節操相結合，因而能被當時官員、士人普遍接納。

　　中新社記者：從羅明堅到利瑪竇，當年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的目的是什么？二人有何共同點、不同點？

　　鐘永寧：羅明堅1579年7月來到澳門，利瑪竇則是1582年7月，約晚了三年。利瑪竇從印度到澳門，羅明堅起了重要作用，他多次給上司寫信，推薦這位同鄉和同道。羅明堅第二次進入肇慶面見兩廣總督陳瑞時，說他還有一個剛來澳門的“兄弟”，其實他說的是廣義的兄弟，陳瑞以為是真正的兄弟，答應下次可將其帶來。1583年9月，羅明堅帶著“兄弟”利瑪竇進入肇慶定居。

　　在肇慶期間，羅明堅與利瑪竇在傳教策略上沒有本質區別，他們都是當時耶穌會東方傳教的文化適應性策略的實踐者，比如先學好中文特別是官話，處理好與官員關系并爭取支持，特別是不能局限在廣東，要向外省擴展，自上而下傳教；又比如，以科學技術博得中國精英階層對歐洲文明的好感，走學術傳教路子。

　　他們二人也有一些區別。同為文化適應，羅明堅仍秉持天主教原教義原則，利瑪竇更為實用和變通。而在試圖通過派遣教宗使團，勸說中國皇帝允準在中國傳教方面，利瑪竇比羅明堅更加理智。

　　中新社記者：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羅明堅取得了哪些成就？為何他的名氣反而不如后來的利瑪竇？

　　鐘永寧：作為當時中西文化交流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羅明堅進入中國內地后，與中國士大夫中開明者友好互動，克服民族、文化的偏見與隔閡，把歐洲文化介紹到中國，同時把中國文化介紹到歐洲，創造了中西文化交往史的多個“第一”：建立了晚明時期中國第一所外國人學習漢語的學校，編寫了第一部漢外辭典《葡漢辭典》，第一次將儒家蒙學經典《三字經》譯成西方語言(拉丁語)，寫出西方人第一部中文著作《天主實錄》，繪編了西方第一本中國地圖集，第一次以西班牙文、拉丁文翻譯儒家經典《四書》......

　　幾百年來，羅明堅的形象在利瑪竇的陰影里淹沒不見，當中原因比較復雜，至少包括如下幾個方面：首先，羅明堅回到歐洲組織使團后，耶穌會總會沒有讓他再回中國。利瑪竇沿著羅明堅實施的適應性路徑，利用其奠定的社會關系網絡，從華南走向北京，登上西方傳教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座高峰。其二，羅明堅進出中國經歷的著述、向西方翻譯的中國經典以及編著的地圖集等，因人為阻撓，未能公開出版。其三，在利瑪竇之后，大量傳教士東來，他們大多對利瑪竇崇拜有加，后來的研究者以及受其影響的社會大眾，也都把敬仰的目光投向了獲得巨大成功的利瑪竇。

　　中新社記者：羅明堅對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故事，對當今中西方交往交流有何啟示？

　　鐘永寧：首先，開展文化交流，必須尊重文化差異，平等對待其他國家文化。在如何進入中國和歸化中國人的問題上，當時天主教內部形成了和平傳教和武力傳教兩派，武力傳教派奉行“歐洲中心主義”，欲借重西方殖民者的優勢和力量，以西方基督教文化碾壓一切異端；和平傳教派尊敬古老而燦爛的東方文明，把中國文明看作與西方文明完全平等的文明。羅明堅就是后者的代表。

　　其次，深入了解對方文化。否則，獲得的認識終歸停留在表層。羅明堅與當時許多傳教士的不同之處，就在于他學會了中國文字，看過不少中國典籍，懂得中國禮儀，與士大夫吟詩唱和、密切接觸。

　　其三，堅定本民族文化觀念和特點。羅明堅雖以“天竺僧”自居，骨子里依然忠實于自己的宗教原則。在其所著《天主實錄》中，他也不妥協宣揚自己的宗教信仰，而后來利瑪竇的《天主實義》則猶抱琵琶半遮面。羅明堅的倔強、率真，反而獲得了當時官員和士人的尊重。

　　其四，注重雙方文化經典的互譯傳播。這是為文化交流奠定基礎。羅明堅把《三字經》、儒家經典《四書》譯成西方語言(西班牙語、拉丁語)，又以漢文編寫《天主實錄》，正是在做文化交流的基礎性工作。

　　其五，應重視學習科學文化，吸收科學精神。人們看到當時明朝官員和民眾對西方器物好奇，包括對建筑、自鳴鐘、三棱鏡等，而自鳴鐘的機械裝置、器物背后的原理等則仍待進一步科學探索。

　　作為西方“傳教士漢學”的奠基人之一，羅明堅的故事至今對中西方交往交流仍具啟示意義，他在促進中西文明互鑒過程中的諸多做法，仍值得借鑒。(完)

　　受訪者簡介：

　　鐘永寧，中山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畢業，主修明清社會經濟史，編審，曾任花城出版社總編輯，現任廣東人民出版社總編輯。合著《守望中國價值——中國傳統文化理念二十六講》，發表《明代預備倉述論》《義凈對勃興海上“絲綢之路”的卓越貢獻》《明代江南濟農倉初探》《十八世紀的湘米輸出與清政府的糧食調控政策》《十八世紀湖南糧食輸出與省內供求效應》《清前期湖南常平倉與湘米輸出》等多篇學術論文，并多次獲國家級出版物大獎，被評為廣東省出版名家、廣東省出版政府獎優秀出版人物。2022年4月，其著作《消失的鋪路人——羅明堅與中西初識》由中華書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