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孫興杰：如何理解“主張和平，反對戰爭”是中國歷史文化傳統？

　　中新社北京3月23日電 題：如何理解“主張和平，反對戰爭”是中國歷史文化傳統？

　　作者 孫興杰 吉林大學國際關系研究所副所長、教授

　　3月18日，中美兩國元首舉行視頻通話，就中美關系和烏克蘭局勢等共同關心的問題坦誠深入交換了意見。關于烏克蘭局勢，習近平主席強調，“中方歷來主張和平，反對戰爭，這是中國歷史文化傳統”，并全面闡述了中國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基本立場和原則。

　　3月19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表示，習近平主席清晰、全面地闡明了中國在烏克蘭問題上的立場，發出的最重要信息是，中國始終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力量。維護和平、反對戰爭，是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也是中國對外政策的原則，更是中國面對和處理包括俄烏沖突在內各種熱點問題的原則和立場。

　　兵者，國之大事。戰爭與和平是人類社會中持久的抉擇和挑戰，避免戰爭、消除戰爭，構建持久和平是人類的共同理想。俄烏兩國燃起戰火，遭殃的還是老百姓，烏克蘭民眾流離失所，城市化為廢墟，著實是人間悲劇。中方呼吁盡快停火止戰，就是反對戰爭，只有停火，才能減少平民的死傷，避免人道主義災難；中方敦促俄烏雙方對話談判，也希望美國、北約與俄羅斯開展對話，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的全球和地區安全框架，為歐洲長久和平奠定堅實基礎。“主張和平，反對戰爭”是中方在中美元首視頻通話時傳遞出的清晰有力的聲音和主張，應該被廣泛傳播。

　　以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名義表達“主張和平，反對戰爭”的聲音，足以看到中國強烈的和平意愿。中國是世界上為數不多文明不輟的國家，和平文化、和平意愿已深入中國歷史文化基因之中。經歷春秋戰國，秦漢以下，中國成為“東亞之中國”，形成了復雜的共同體網絡。在一個大體固定的空間中，中華文明經歷了王朝興衰循環，包容、接納和吸收了多元文化，形成了多元一體的格局。中國歷史上也歷經各種戰亂，黎民百姓遭殃，正因如此，百姓才渴望和平與穩定，甚至有“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的慨嘆。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簽訂，被認為是現代國際關系的開端，但從那以后，歐洲的國際關系史似乎更是一部戰爭史，和平則像是短暫的休戰期。稍微對比一下中西歷史就會發現，與歐洲現代國際關系同步的中國和東亞處于“長和平”時期，東亞國家之間基本沒有爆發大規模戰爭。而在歐洲，即使是西方學者所津津樂道的“維也納百年和平”也沒有維持太久，尤其是英法與俄羅斯之間爆發的克里米亞戰爭，之后更是各種戰爭不斷，直到一戰爆發。直至二戰結束之后，歐洲才進入了一段十分不平常的和平期。可見，歐洲國際關系史并沒有提供太多關于和平，尤其是持久和平的經驗。

　　相比于歐洲，東亞的“長和平”的歷史和經驗更值得研究，也更具有說服力。美籍韓裔學者康燦雄提出，“中國毫無疑問是在東亞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的軍事、文化和經濟大國，但從未將向周邊擴張列為自己的戰略目標。14世紀時，東亞這些漢文化國家已經發展出了一整套國際規范和國際制度，也就是我們通常所知的‘朝貢制度’。”19世紀中期之后，歐洲國際體系擴張到東亞，并發動一系列殖民戰爭，至20世紀70年代，東亞再次進入了“長和平”時期。中國早在20世紀80年代冷戰尚未結束之際，就提出“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這一重要論斷，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不僅是中國外交政策，也是中國的歷史傳統以及東亞“長和平”的歷史慣性的回歸。

　　俄烏重燃戰火，打破了歐洲自二戰結束以來的“長和平”，對歐洲乃至全世界都造成了巨大沖擊。戰爭打破了和平的格局，也打破了人們對和平的美好愿望。和平何以維持？和平就像空氣一樣，失去的時候才發現如此珍貴、如此重要，因此，必須追求和捍衛和平。

　　追求和平，需要研究戰爭。俄烏戰爭從根本上講是歐洲國際關系的循環，二戰后的“長和平”在歐洲歷史上是個“例外”。無論從戰爭的原因、模式、進程以及可能的結果，大體都可以在歐洲戰爭史的框架下來解釋。如果克勞塞維茨再生，他不會對俄烏戰爭有任何驚詫，人們從他的《戰爭論》中可以窺探俄烏戰爭，除了武器裝備比19世紀更有殺傷力之外，其他的戰爭因素并沒有根本區別。結盟、外交、威懾、軍備競賽等，這些歐洲“均勢”邏輯之下的秩序因素能維持持久和平嗎？當戰火紛飛的時候，戰爭會沿著克勞塞維茨所說的暴力不斷升級、螺旋上升。俄烏戰爭已變成兩個政府、兩個民族、兩個國家，甚至兩個集團之間的戰爭。歐洲式的戰爭又回來了，這才是需要西方以及全世界關注和警惕的重大威脅，是對全球和平的威脅。

　　一場歐洲式的戰爭會以何種方式結束呢？比如19世紀的克里米亞戰爭，被西方學者認為“既沒有必要，也沒有用”的一場戰爭持續了三年之久，結果是俄羅斯喪師失地。一戰是歐洲列強“夢游”一樣進入了戰爭，原以為是一場小戰爭，結果持續了四年半，幾千萬人傷亡。二戰最終以法西斯國家的無條件投降而結束，但歐洲已成一片廢墟，從世界霸權的王座跌落。俄烏戰爭到目前為止還是“歐洲內戰”或“西方內戰”，戰爭終將結束，但代價必是慘重的，尤其是核武器時代，如此高烈度的戰爭必然沖擊到全世界。

　　中方一直強調要看到俄烏沖突的“歷史經緯”，只有把握住其中的病灶，才能對癥下藥，讓烏克蘭以及東歐擺脫戰火，迎來和平。從長時段來看，包括烏克蘭在內的東歐地區長期處于帝國爭奪的“邊緣地帶”，一直到一戰結束之后，東歐地區開始建構現代國家，但是在地緣政治的破碎地帶“制造”國家頗為不易。后來，二戰也最先在東歐地區爆發，整個歐洲乃至世界卷入戰火。二戰之后，鐵幕在歐洲降臨，兩大軍事集團在核戰爭的陰云下對壘，雙方籌劃或者預防的就是在東歐地區爆發大規模的常規戰爭。冷戰以蘇聯解體的形式而終結，詭異的是，這次大規模的“冷”戰爭之后，雙方竟然沒有簽署戰后和平協定，北約和歐盟不斷東擴，作為“冷”戰爭的雙方——俄羅斯和北約的矛盾越來越激化。從這種歐洲國際關系史的長時段演化來看，這場俄烏沖突似乎不應該讓西方，尤其是歐洲感到驚詫。在冷戰期間，西方戰略家們擔心的戰爭就是蘇聯常規軍隊對中歐突襲，而當下俄軍對烏克蘭的進攻，在某種程度上是冷戰的遺產。突破歐洲歷史的“戰爭陷阱”，首先要理清歷史的脈絡和邏輯。

　　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既深植于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也是源于新中國成立以來一以貫之的外交政策。1954年7月7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聽取周恩來出席日內瓦會議的報告時說，“在日內瓦，我們抓住了和平這個口號，就是我們要和平。而美國人就不抓這個東西，它就是要打，這樣，它就沒有道理了。”從歷史上看，中國作為東亞大國的時候，也正是東亞“長和平”的重要保障。中國的改革開放，融入并維護了東亞的和平與發展潮流，一個發展的中國是東亞與世界和平的支柱力量。

　　東亞“長和平”的歷史經驗有助于化解歐洲戰爭危機，這不僅需要突破“歐洲中心論”的智識窠臼，也需要以開放平等的心態面對和接納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的和平主張。在全球化時代，俄烏沖突已對全球和平與發展造成巨大沖擊，“主張和平，反對戰爭”不僅是中國的外交表態，更關乎中國的安全利益與國家形象。中國作為一個具有長久和平傳統的國家、一個世界經濟大國，“從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發，獨立自主作出判斷”，核心目標終歸是“主張和平，反對戰爭”。

　　如許倬云先生所說，“在全球化已經不可避免時，世界可能重組，成為人類共同歸屬的龐大復雜體系，不能永遠停留于列國體制的不絕斗爭之中。”世界的持久和平之道，或許就在于融合中西歷史經驗，形成新的文明體系，奠定“全球人類共有與協作的根本”。(完)

　　作者簡介：

　　孫興杰，吉林大學國際關系研究所副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