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德國漢學家羅梅君：為什么撇開中國建設“中國能力”行不通？

　　中新社柏林12月16日電 題：德國漢學家羅梅君：為什么撇開中國建設“中國能力”行不通？

　　中新社記者 彭大偉

　　羅梅君(Mechthild Leutner)是德國著名漢學家、柏林自由大學榮休教授及該校孔子學院外方院長。羅梅君20世紀70年代曾留學北大，是新中國成立后最早的德國來華留學生之一，之后又多次到北大研究和講學。她主要研究19世紀以來中國政治、社會和意識形態(tài)的轉變過程，并在中德關系史和德國社會中的中國國家形象等研究領域發(fā)表了大量著作，長期致力于在德國社會推動漢語教學、傳播中國文化和促進中德學界的交流互動。

　　在德國羅莎·盧森堡基金會資助下，羅梅君和其學生新近共同完成了一項題為《新冠疫情危機背景下德國媒體的對華報道》(譯名)的研究，深入探討了新冠危機下德國媒體描述中國時的選題重點和立場傾向，并揭示其與德國國內(nèi)一些政治力量主張的所謂德國“新”對華政策之間的關聯(lián)。

　　針對“如何理解德國媒體上的中國形象”以及“德國如何更好地理解中國”兩方面議題，羅梅君近日接受了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她表示，德媒上的“中國形象”更多是關于那些生產(chǎn)形象或傳播形象的人，而非關于(現(xiàn)實中的)中國——如何挑選報道主題、如何選取采訪對象、媒介呈現(xiàn)新聞的形式等，都反映了作者的預設判斷。而針對德國政界和媒體上要求撇開中國、“獨立”建設“中國能力”(指對中國語言文化國情的掌握以及廣義上同中國打交道的能力)的聲音，羅梅君直言這不可能做到，因為學術研究如今已經(jīng)全球化，每個國家都不可能關起門來自行發(fā)展，今天的知識生產(chǎn)整體上是全球化的，不存在某一個國家“本國的科學”。

　　德媒展現(xiàn)的“中國形象”很大程度上無關中國

　　前述由羅梅君教授和其學生完成的報告，共選取了七家德國主流報紙2020年1至8月間747篇以中國疫情發(fā)展變化、抗疫措施及疫情下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和日常生活等為主題的報道。在這些報道中，對中國表示肯定或贊賞的只占小部分，僅有4篇以“是否應該學習中國防疫經(jīng)驗”為主題，如強制佩戴口罩、應用數(shù)字健康碼、建設應急隔離設施等。700多篇報道里大部分都在批評中國，這令她的研究團隊感到驚訝：“向中國學習”是一個很少被提及的話題。這一期間德媒固定的報道模式往往是：“盡管中國遏制住了疫情，但是……”

　　報告還注意到，德媒使用殖民主義時期和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用詞(如黃禍、間諜、新冷戰(zhàn)等)用于構建中國的“敵對形象”。《法蘭克福匯報》甚至刊登了一幅具有歧視意味的嘲笑中國人戴著口罩用帶“口音”的德語唱《歡樂頌》的漫畫。羅梅君坦言，這是種族主義的做法。

　　如何理解德國社會尤其德國媒體上中國形象的變遷？羅梅君分析，受不同歷史時期經(jīng)濟和政治利益的驅動，在德國占據(jù)主導地位的中國形象經(jīng)歷了如下變遷：在耶穌會士大規(guī)模入華和德國啟蒙運動時期(17至18世紀)，由傳教士和萊布尼茨、伏爾泰等思想家塑造的中國形象是相當正面的；進入殖民時期，在德國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變得非常負面；魏瑪共和國時期，短暫出現(xiàn)過由左翼和左翼自由主義者塑造的正面中國形象，但很快又被納粹時期希特勒政府所塑造的受歧視的中國形象(以及當時針對中國人的種族歧視政策)所取代。1949年至20世紀70年代，處于分裂狀態(tài)的西德和東德的情形有很大不同：西德由于受反共意識形態(tài)影響，占據(jù)主導地位的中國形象是負面的；東德則在對華合作和平等互利推動下，對中國有著比較正面的認知和看法。

　　“但是我想強調，此處所說的僅僅是在特定時期‘占據(jù)主導地位’的中國形象；在上面提到的任一時期，都同時存在反對當時的‘主流’中國形象的人物或思潮。同時，在任一時期，中國的真實狀況和德國對華認知(中國在德形象)之間的差異都客觀存在。在中國被介紹和描繪到德國的過程中，‘誤解’本身就是‘文化轉移’的一部分，因為對中國進行介紹和描繪的人都持有某種特定立場，并試圖以某種方式將其立場傳達給德國公眾。”羅梅君表示，她的論點是，與其說“中國在德形象”反映德國社會對中國的看法，不如說它反映的是該形象的生產(chǎn)者或者傳播者的看法。她舉例指出，如何挑選報道主題、如何選取采訪對象、媒介呈現(xiàn)新聞的形式等，反映的都是作者的預設判斷。

　　展現(xiàn)真實形象，中國為何被冠名“施加影響”？

　　一個屢屢被德國媒體和政客翻炒的話題是“中國在德影響力問題”。但有觀察者發(fā)現(xiàn)，美國在德國和歐洲施加強大影響卻并未成為話題。上述關于德媒涉及中國疫情報道的研究證實，德媒在報道時大量使用“體制競爭者”、“體制性對手”這樣的“他者框架”，顯然受到美國的影響。

　　柏林自由大學著名國際關系學者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Eberhard Sandschneider)近日向中新社記者表示，一個國家試著盡可能展示其正面形象，這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是最正常不過的做法：美國是這么做的，歐洲是這么做的，現(xiàn)在中國也開始這么做，“我們不該為此批評中國”。

　　針對這一問題，羅梅君認為，“施加影響”僅在一方與被影響的另一方存在(或聲稱存在)共同利益、后者愿意接受影響時才可能實現(xiàn)，這在當代就表現(xiàn)為“價值共同體”這一概念。“我只想談論德國的情況——盡管與美國有著若干共同之處，但如今在德國媒體上要求歐盟建立一套更加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聲音漸強。這表明德國對華政策中存在不同的利益訴求。”

　　倘若中國在德國動輒得咎，那么改善形象又從何談起？針對這一問題，羅梅君認為，要想短期內(nèi)改變德國媒體上主流的中國形象并非易事。長期看，她希望德媒的涉華報道可以越來越平衡。

　　具體而言，羅梅君建議中國媒體嘗試從那些被德國媒體忽視的議題，如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巨大努力、成功實施規(guī)模龐大且具可持續(xù)性的植樹造林計劃等著手，也可選取更多能具體闡釋中國消除貧困政策意義的案例。

　　她同時建議，考慮到德國駐華記者在涉華報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這一群體在中國能夠獲得哪些信息、見到哪些采訪對象也很重要。“德國和中國記者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也能有助于打通雙方之間不同的認知和報道傳統(tǒng)。”

　　德國建設“中國能力”，撇開中國行不行？

　　近來，德國國內(nèi)關于孔子學院的質疑聲又起。如何看待德國國內(nèi)一方面要求提升“中國能力”(指對中國語言文化國情的掌握以及廣義上同中國打交道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要求在撇開中國的情況下實現(xiàn)這一點的聲音？

　　“我認為這不可能做到。”羅梅君直言，這就像世界各地的日耳曼語言文學(Germanistik)學科無法在脫離德國同行、或是與德國不展開交流的前提下進行建設一樣。

　　她表示，合作始終非常重要，以北京大學和柏林自由大學為例，早在1981年兩校就建立合作關系，一開始是學者間的交流，后面又有了學生交換項目。“兩校的合作非常成功，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柏林自由大學的漢學學科和北大的日耳曼語言文學學科各自的能力建設(Capacity Building)向前發(fā)展。其它學科的合作也是如此。”

　　羅梅君強調，學術研究如今已經(jīng)全球化，每個國家都不可能關起門來自行發(fā)展。今天的知識生產(chǎn)整體上是全球化的，不存在某一個國家“本國的科學”。再如，抗擊新冠疫情的過程也讓世人看到全球醫(yī)學界如何高效緊密合作。“我認為這種國際合作的精神不能只是學術界將其視作理所當然，也有必要盡快體現(xiàn)到媒體上。”

　　“我所理解的孔子學院是一座橋梁，是一個對話的論壇，代表不同的聲音可以在此展開討論。”羅梅君表示，學者本身作為橋梁和中間人的角色同樣重要，“我們尋求交流，促進不同文化間的相互理解——即使是在冷戰(zhàn)那樣最艱難的時期也如此——我們還將繼續(xù)堅持這么做。”(完)

　　專家簡介：

　　羅梅君(Mechthild Leutner)，德國著名漢學家，柏林自由大學榮休教授以及該校孔子學院外方院長。羅梅君20世紀70年代曾留學北大，是新中國時期最早的德國來華留學生之一，之后又多次到北大研究和講學。她主要研究19世紀以來中國政治、社會和意識形態(tài)的轉變過程，并且在中德關系史和德國的中國形象等研究領域發(fā)表了大量著作，長期以來致力于在德國社會推動漢語教學、傳播中國文化和促進中德學界的交流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