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鄧洪波：中國書院文化如何延續為世界發揮積極影響？

　　中新社長沙12月14日電 題：鄧洪波：中國書院文化如何延續為世界發揮積極影響？

　　中新社記者 白祖偕 劉雙雙 傅煜

　　作為中國歷史上一種獨特的文化教育組織，書院傳承至今，已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一張“名片”。從明代開始走出國門起，書院為中華文明的傳播與海外當地文化的發展作出了獨特貢獻，近代又因新學、西學的加盟成為溝通中西文化的橋梁。有西方學者稱，書院成長于中國，影響在世界。

　　中國書院緣何歷經千年而不衰？走出國門的書院文化如何延續其在亞洲乃至世界的影響？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中國書院研究中心主任鄧洪波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解密了書院的前世今生。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書院的起源是什么？主要經歷了哪些發展階段？

　　鄧洪波：書院產生于唐代，源于私人治學的書齋和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門，即有官府與民間兩大源頭。書籍大量流通后，日益增多的讀書人藉此開展藏書、校書、修書、著書、刻書、讀書、教書等活動，進行文化積累、研究、創作與傳播。

　　唐、五代是書院發展的初期階段，見諸文獻記載的書院當時只有72所，但總體上在增加，其功能呈現出多樣性和不確定性。

　　兩宋時期，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印刷技術帶來的豐富藏書將中國古代學術文化事業推進到空前發達的黃金時期，書院因此受到重視，總數達720所。在南宋，書院與理學一體化，學術的化育，使得它作為一種文化教育制度得以完全確立，標志著中國教育事業進入官學、書院、私學三足鼎立的時代。

　　明初以官學結合科舉制度推行程朱理學，書院出現近百年的沉寂。但之后，書院在和王陽明、湛若水心學重新結合后再度輝煌，數量超過歷代總和。從明代開始，書院走出國門，成為這一時期的亮點。

　　清代，由于官民共同努力，書院進入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創建興復書院5836所，基本普及城鄉。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朝廷詔令改書院為大中小三級學堂，其發展再次陷入低谷。

　　21世紀初，書院重現復興跡象。據不完全統計，當代從事傳統文化相關內容的新老書院超過3000所，足見當代書院復興的活力。

　　中新社記者：千年回望，書院留下的寶貴財富是什么？

　　鄧洪波：作為中國歷史上一種獨特的文化教育組織，書院在千百年發展中，形成了一套獨特的講學、考核和組織形式，對中國教育和學術事業的傳承作出了巨大貢獻。

　　在教育方面，書院開創了一種新的教育制度，其形式多種多樣，突出因材施教、有教無類，涵括從幼兒到老年，可以讓每個人找到適合的教育模式和內容，且歷經千年不衰，滿足了不同時期、地區和層次的讀書人的需求。

　　在學術方面，書院既是中國學術創新、展示的平臺，也是推動中國學術事業發展的重要力量。從程朱理學到王湛心學、乾嘉漢學，再到近代新學、西學，書院與學術滲透交融，形成一種互為依托、互為表里的結構形態，兩者休戚相關、命運與共。

　　中新社記者：中國四大書院之一的千年學府岳麓書院，至今保持辦學傳統。當代書院和古代書院有何異同？

　　鄧洪波：當代書院與古代書院在理念、體制上并無根本差異，性質與使命基本一致。它們都是亦官亦私，在體制內外之間進行運營，為民族文化的積累、研究、創造與傳播而努力。不同的是，現在書院復興還沒有完全體制化。當今教育體系中，書院在學術研究方面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但其教育教學功能沒有完全恢復，除了像岳麓書院這種極個別的存在外，書院基本上沒有承擔主體教育的任務。

　　中新社記者：書院在歷史流轉中逐漸走出國門，在海外的發展情況如何，有何特點？

　　鄧洪波：中國書院制度從明代開始被移植到海外，主要分布在東亞、東南亞這一傳統的漢字儒家文化圈內。如朝鮮半島歷史上曾有過903所書院，日本也有百余所。在越南、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有些書院還名聲在外。雍正年間，中國書院由外國傳教士移植到意大利。光緒年間，中國僑民又將書院辦到了美國舊金山。如果說書院在東亞、東南亞的流傳是因傳統東方文化的培植，那么在歐美的立足則說明其在西方文化圈中也可保持強大的生命力。

　　走出國門的書院，和中國本土的書院血脈相承，其基本的文化功效沒有改變。但受移植時代、地區及移植人和移植動機等因素影響，它和本土的書院又有著或大或小的區別。如在華僑聚居區由華僑創建的書院，主要目的是使僑胞及其子弟不忘根本，因而與本土書院區別不大；在東亞地區，處在吸收中國文化時期所創建的書院，從內容到形式都向本土看齊，但又不乏其自身特點，如韓國書院注重祭祀，日本書院強調刻書出版等。轉而學習西方時，這些地區的書院，就與當地受西方教育制度影響的學校更為接近；在西方由西方人建立的書院，是為學習西方文化的中國人服務，從內容到形式與中國本土書院的差別就更大一些。

　　時至今日，世界上很多國家仍有書院存在，但整體影響力下降、功能在退化、教育教學功能相對弱化。

　　中新社記者：走出國門的書院，對傳播中華文明、促進中華文明與當地文化結合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鄧洪波：在孤游海外的寂寞中，華僑華人時常有一種浮懸于異族文化氛圍而不得著地的失落感。現實生活的需要，又使他們不得不適應當地文化，獲取謀生本領。

　　走出國門的書院，積極弘揚中華文明于海外，滿足了那些向往和追溯傳統文化的僑民的文化教育需求，獲得心靈撫慰；同時積極促進中華文明與當地文化相結合，成為吸收海外文明的管線、聯系中外文化的橋梁和紐帶。

　　中新社記者：如今，中國國內各式書院超過3000所，韓國、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依然有書院存在。書院文化能否繼續為世界發揮有益作用？

　　鄧洪波：作為東方精神資源的寶庫，書院可以為當代學術建設提供經驗，其中學術創新、文化傳承、社會擔當這三點尤其值得重視。學術創新既是書院的精神內核，也是書院千年不衰的根本原因；文化傳承和社會擔當使得學術創新同時具有歷史與現實的視野，可以保證其在兼顧傳統和現代的正確軌道上進行；同時，學術創新不僅來自東西方文化互鑒、發展、融合，更是人類社會進步的本質所在。

　　世界各地的書院既是讀書人的精神家園，也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媒介。只要書和有理想的讀書人還在，書院就有生長的空間，就可重回社會再創輝煌。中國和平崛起，東西方文明平等對話，東方文化的復興，是我對書院未來充滿希望的前提，也是我們開拓前進的堅實基礎。(完)

　　受訪者簡介：

　　鄧洪波，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現任湖南大學中國四庫學中心主任、中國書院研究中心主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等職，曾赴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美國紐約市立大學城市學院東亞系、日本國立福岡教育大學國際部等海內外高校擔任訪問學者或兼職研究員。因專注書院研究近40年，被稱為“鄧書院”，在國內外發表論文百余篇，出版著作二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