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王紹光：中國全過程人民民主何以豐富人類政治文明形態？

　　中新社北京12月10日電 題：中國全過程人民民主何以豐富人類政治文明形態？

　　——專訪香港中文大學榮休講座教授王紹光

　　中新社記者 安英昭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近日發表《中國的民主》白皮書指出，中國基于本國國情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既有著鮮明的中國特色，也體現了全人類對民主的共同追求；既推動了中國的發展與中華民族的復興，也豐富了人類政治文明形態。

　　香港中文大學榮休講座教授、華中科技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員王紹光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指出，中國主張包括民主在內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最大意義正在于讓世界看到，沒有哪一種政治制度可以壟斷對民主的解釋。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美國組織的所謂“民主峰會”在世界范圍內引發爭議，美《國會山報》也刊文質疑這一峰會本身并不民主。您怎么看西方的“民主傳統”及其當代實踐？

　　王紹光：古希臘被視為西方民主的發源地，雅典被奉為民主的典范。但事實是，在公元前4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雅典真正能參與決策的成年男性公民人數只占總人口15%至20%。就是這樣一種民主，從古希臘到20世紀初，也被西方精英們看作一個“壞東西”，很多西方學者著書直言“西方沒有民主傳統”。

　　西方強調的“公眾參與”是形式民主的典型。這種民主的特點是決策者坐等民眾參與，同時假設所有人都有同樣的參與能力，都對政治有同等影響力。但西方學者的大量實證研究發現，這是一個沒有依據的假設，政治參與是完全不平等的。

　　一個頗為諷刺的故事恰可道出西式民主的“真諦”：美國一農場主臨死前問兒子：“豬抱怨飼料太差，牛抱怨活太重，雞抱怨窩太臟，怎么辦？”兒子說：“喂好飼料，干輕活，清理雞窩。”農場主搖搖頭說：“你啥都別做，給它們選票，讓它們選擇你或者你媳婦管它們，讓它們以為這個家是它們作主。”

　　中新社記者：中央人大工作會議日前提出“不斷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您曾用“四維一體”概括全方位的“人民民主”。“全過程”和“全方位”如何體現？

　　王紹光：這里我借用美國政治理論學者漢娜·皮特金提出的“代表的四個維度”概念。

　　從象征性代表來看，中國的人民民主在意識形態上強調“人民至上”“人民支撐”，民眾和官員都將這種理念內化于心，民眾更會用這個標準來檢驗官員，因此這種象征性帶來很強的約束力。

　　從描繪性代表來看，中共9500多萬黨員中的絕大多數是普通勞動者，人民中間有哪些成分，中共就有哪些成分，因此中共是生活和工作在人民中間、同人民有血脈聯系的，這種構成本身就能描繪性地代表整體人民利益。

　　從形式性代表來看，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確保了廣泛的代表性。各級人大代表的主要來源是普通工人、農民、軍人、技術工作者及一般管理人員，在全國各級人大代表中，普通工人、農民約占代表總數的2/3。西式民主理論強調形式性代表，但其代議民主理論的焦點不是“代表”(Representation)，而是“代議士”(Representative)，即經過一套形式性的程序產生的、被賦予“代表”其他職責的人。這些代議士絕大多數來自精英階層。1789年至今，美國眾議院席位已換14000多次，其構成卻基本未發生變化，國會議員家庭凈資產價值中位數是美國家庭凈資產中位數的10余倍，稱得上是“富翁治國”。

　　從實質性代表上看，中共的群眾路線強調“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群眾的智慧與建議因而得以融入各級政府的決策中去。

　　綜上，西式代議民主是單維代表，只有形式性代表一個維度。中國的人民民主則是全方位代表，將象征性、描繪性、形式性和實質性代表聚為一體，形成“四維一體”的民主。它還強調“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是貫穿于國家政治生活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的民主，包括但不限于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不僅是政治民主，還包括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民主。

　　中新社記者：中國國務院新聞辦日前發表《中國的民主》白皮書指出，“好的民主一定是實現良政善治的，一定是推動國家發展的。”為什么說民主與國家治理緊密相關？

　　王紹光：簡單從邏輯上講，所有政治制度都是治國理政的方式，“民主”無論如何定義都與政治制度緊密相關，因而也同治國理政有關。而中國和西方思考政治問題的方式不同，西方是“政體思維”，中國是“政道思維”。

　　討論政體意義上的民主與治理的關系時，西方先預設自己的政體是民主的，再強調只有同他們一樣的政體才是民主的，就是這樣一種簡單、霸道的、從形式上思考問題的方式。

　　“治理”的概念也是如此。20世紀90年代以后，西方國家及一些國際組織將其解釋為一種非常特定的治理方式，即新自由主義主張的治理方式，并宣稱新自由主義民主制度是“最不壞的治理方式”，將“治理”與“民主”畫了等號。

　　但事實是，當熊彼特所主張的“最低限度的民主”都被“玩壞”后，一些西方國家在治理上也出現了大量問題，引發其國內民眾的廣泛不滿。美國智庫皮尤研究中心今年10月公布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絕大多數美國人對自己國家的政治制度深感失望。只有17%的人認為美國的“民主”值得效仿，而23%的人認為美國的“民主”從來不是什么好例子。

　　西方主流學者也開始反思，例如日裔美籍學者福山認為，把民主納入治理的指標中是概念的混淆，建議將二者分開。可見，政體意義的民主，未必是治國理政最好的方式。

　　中國則從古至今都是一種“政道思維”，既是一種治國的理念及政治追求的最高目標，例如“以人民為中心”；也包括具體的治國方式，包括制度安排、方針、政策、措施、方法等。這種思維方式要求治理者不能邯鄲學步，不能削足適履，不能故步自封，而要不斷探索更好的方式來達到治國理政的最高政治追求。

　　中國的制度未必符合西方政體意義上的民主標準，但它更符合中國的實際。中國的民主是全過程、全方位、涉及全體人民的人民民主，雖然它也不一定能解決所有問題，但實踐證明它能解決這個國家百姓所關心的大量現實問題。

　　中新社記者：同西方代議式民主相比，中國全過程人民民主對世界民主政治發展有何意義？

　　王紹光：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民主，我稱之為“選主”，而這究竟是不是民主，本身就是問題。

　　西方民主最顯著的標準是競爭性選舉，但從亞里士多德到孟德斯鳩都明確說過，選舉不是民主，而是寡頭政治(oligarchy)的特征。西式民主關注的只是整個政治過程中的“選主”階段。我在耶魯大學任教時的老同事、曾任美國政治學會會長的羅伯特·達爾(Robert Alan Dahl)將以多黨競爭為特征的民主制度概括為多頭政治(polyarchy)，實際上也就是多幾個政黨競爭的寡頭政治。達爾說，“我愿意把‘民主’這個詞保留給這樣一種制度，它可以持續地回應人民的需求。”用這個標準來衡量，中國的政治制度回應性非常高，西方不少學者的實地研究也得出這樣的結論。

　　正因如此，中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也非常高。過去30年間，西方學者就此不斷修改問卷、調整調查方式，做了無數次調查，最終結論卻基本一致。

　　中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高于絕大多數西方國家，但中國從未向某些國家那樣，傲慢地認為自己的制度是全世界最好的。人類政治文明不只有一種，而中國正是其中做得不錯的一種，中國民主探索的國際意義在于，至少為世界提供了一種選項和思維方式，向世界證明，除“選主”外還可以探索多種民主的實現方式。

　　普適性最重要的是多樣性。全人類共同價值是各個國家和民族都能接受的概念，而如何理解及實現的具體做法、制度安排則是多樣的。中國主張包括民主在內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最大意義正在于讓世界看到，沒有哪一種政治制度可以壟斷對民主的解釋。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全過程人民民主當之無愧地豐富了人類政治文明形態。(完)

　　受訪者簡介：

　　王紹光，華中科技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榮休講座教授。他于1982年獲北京大學法學士學位，1984年獲美國康乃爾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1990年獲美國康乃爾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他曾在1972-1977年任教武漢市堤角中學，1990-2000年任教美國耶魯大學政治系，1999-2017年任教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2017-2020年任教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蘇世民書院。他已出版中英文專著與合著約40種，并在中英文刊物上發表數百篇文章，其研究興趣包括有關民主的制度史與思想史，比較治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