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三：“重頭戲”在于增加互信與合作

　　黃星原告訴《環球》雜志，中國的外交排序，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舞臺。雖然外交無小事，但大國關系無疑是國際關系里的重頭戲，大國關系往往決定了國際形勢的走向。

　　金融危機的爆發使中國一躍而成為一些國際觀察家眼中的“準超級大國”，美國、歐洲、日本等國的智庫紛紛提醒自己的政府，下一步要應對的將是中國的“準超級大國外交”。7月27日至28日，中美首輪戰略與經濟對話在華盛頓召開，國外媒體熱炒的“G2體制”似乎正在形成氣候，法國《費加羅報》就在對話之后發表題為《兩國集團的崛起》的文章，認為“在這個非正式的兩國集團中，當今的超級大國美國和明天的超級大國中國將為規劃全球的未來達成一致”。而日本和平安保研究所理事長西原正則把中國的地位進一步抬高，在他眼中，中國已與當年“萬邦來朝”的景致無二，隨著世界對中國經濟依賴的日益嚴重，“高舉自由、民主和人權大旗的大國領導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向中國獻媚的世界，即‘媚華世界’正在形成。”

　　西原正引為佐證的例子是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西藏問題”。2008年12月，法國總統薩科齊(當時法國為歐盟主席國)與達賴在波蘭會面，中國采取了推遲中歐首腦會談等一系列措施進行“報復”。最終，薩科齊不得不以暗示“不再干涉中國內政”的方式來收拾殘局。西原正認為，世界對中國經濟的依賴已經成為中國處理大國關系的利器，因為“只有與中國保護良好的關系，才是眼下復蘇本國經濟的唯一命脈”。

　　被無限拔高的中國在處理大國關系時會否改變往常的思路，像西方少數人恐懼的那樣要求他們“俯首稱臣”？中國如何對待“G2機制”的提法呢？

　　王在邦對《環球》雜志記者說：“中國與美國目前在世界上發揮的作用和影響超過其他大國，這是客觀事實。但為什么一談到G2，大家就要用冷戰思維來看待呢？G2可以沒有排它性，它不是像冷戰時期那樣結盟并對抗的關系，而是與其他大國合作，共同推動和諧世界的建立，中美兩國可以是引領的，但絕非統治。”至于如何解決大國之間的問題，他認為還是要通過溝通和對話，要增加透明度和相互信任，“通過對話是可以改變對方的冷戰思維的”。

　　劉建飛則把中歐之間出現的些許問題視為“就事論事”，他認為未來中國處理大國關系時并不會與現在有特別多的變化，基本還是尋求合作，不結盟不對抗也不樹敵：“誰都是我的朋友，只要你不損害我的利益，我就可以與你合作。即使你損害我的利益，我們也可以就事論事，而不是一下子就變成敵人。中國與日本、美國也是有問題的，但該合作還是合作。”在他看來，中國應該搞清楚自己的實力，搞清楚G2的真正含義。在具體問題上，比如說應對金融危機上，中美兩國起的作用可能大一些，但不意味著光靠兩國就能解決問題；在維護世界安全上，美國還是會靠北約，這是美國與歐盟的G2；在核武器上，美國只與俄羅斯談關于削減核武器的事情，這是美俄的G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