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的“舊外交”理論過時了嗎？

　　作者：胡利平

　　發于2023.6.5第總第1094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5月27日，基辛格先生剛過完百歲生日。結合近年來我參與翻譯的幾本基辛格著作 ，從《美國需要外交政策嗎？》《論中國》《世界秩序》，到剛出版的他與他人合著的《人工智能時代與人類未來》以及尚待出版的《領導力》，淺談一點個人感想。

　　如果用一個詞概括基辛格先生對當今中美關系乃至整個國際局勢的心情，那就是“憂心如焚”：擔憂中美兩個大國可能會走向對抗乃至陷入冷戰，甚至爆發熱戰；擔憂上個世紀兩場世界大戰前的一段歷史可能會再次重演；擔憂二戰后建立的世界秩序會走向瓦解。一言以蔽之，當今世界，怎一個亂字了得。

　　從基辛格近年來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不難看出，這位百歲老人的憂心也在不斷加重，從關注冷戰結束后層出不窮的地區沖突和國際秩序亂象，逐漸發展到這幾年深深擔憂中美之間的矛盾是否會演變成為沖突，最終把兩國推向戰爭的不歸路。早在十多年前，基辛格先生就在《論中國》后記 “克勞備忘錄：歷史會重演嗎？”中以一戰前的英德關系為鑒，表達了對中美關系未來走向的高度關注。

　　不久前，基辛格又專門為《論中國》一書中文版出版10周年作序。新序篇幅不長，濃縮了這些年來他對中美關系方向的思考。基辛格先生直言不諱指出了中美兩個大國之間存在的重大差異和分歧，再次表達了對中美關系走向的深深憂慮。與此同時，他特別強調指出，在核武器和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高科技時代，兩者都不缺的中美兩國必須竭力避免一場代價高昂的沖突，求同存異才是中美交往的正道。

　　剛剛出版的《人工智能時代與人類未來》一書從一個側面為他的觀點提供了佐證。作者通過對人工智能日新月異的發展的論述和分析，揭示了使用人工智能的現代戰爭對人類社會具有的不可預測的毀滅力。概括起來說就是，現代戰爭打不得，由核武器和人工智能科技武裝起來的大國之間的現代戰爭更是打不得。

　　基辛格先生畢其一生研究并運用得得心應手的地緣政治理論是否已是明日黃花？他在《世界秩序》一書里哀嘆，今天這套理論已被人視為過時的老皇歷，被冠之為“舊外交”。老先生的這番話不禁讓人想起兩千多年前哀嘆自己的政治主張不得行于世的孔子。盡管兩人間隔巨大時空，但失落的心境很可能是一樣的。基辛格先生的感嘆不僅流露出面對現狀自己的失望和無奈，恐怕也是促使他撰寫《世界秩序》一書的一個原因。從書中不難看出，基辛格先生認為，當今世界的一些決策者對地緣政治的忽視和輕蔑是造成當今世界亂局的原因之一。

　　基辛格先生學識淵博，理論功底深厚，更有豐富的外交經驗作依托。他在《世界秩序》一書中屢屢流露出對決策者無視地緣政治的不解。烏克蘭危機全面升級的前幾年，基辛格先生曾預感，俄羅斯不會對北約的持續東擴無動于衷。結果不幸被他一語言中。從他的敏銳觀察中，難道不能可以看出地緣政治學的現實價值嗎？

　　迄今為止，國際問題專家大多從北約肆意東擴的角度詮釋俄烏之間的這場戰爭。我個人以為，這種觀點雖然部分解釋了戰爭的起因，但似乎還缺了點什么，留下偏狹之憾。為了對這場戰爭乃至整個北約東擴問題有一個更客觀全面的認識，有必要深入了解不遺余力擠入北約的一批中東歐國家的歷史，尤其是這些國家在沙俄帝國和蘇聯時代的特殊經歷，了解這些國家沉淀的民族心理和情感。唯有透過歷史這面鏡子，方能冷靜地看清現在，方能更好地預測和把握未來。

　　這場俄烏之間發生的戰爭，最大的受害者其實是聯合國憲章確立的基本國際關系準則。基辛格先生在“世界秩序”一書中開宗明義指出：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是一個由獨立的主權國家組成的體系，彼此不干涉他國內政。聯合國憲章宗旨第二條第一款闡明了該組織的性質：“本組織系基于各會員國主權平等之原則。”第四款又進一步規定：“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系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辦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然而，恰恰是這條構成自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成立以來國際體系基石的基本國際準則受到嚴重挑戰。一旦聯合國憲章的權威和效力受到挑戰，國際秩序的根基豈能安存？一旦在國際關系中不得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的底線被突破，國際秩序焉能不亂？

　　讀過基辛格先生的幾本書后， 個人有兩點遺憾。遺憾之一，是老先生對聯合國體系重視不夠。這一點可以從《世界秩序》一書中看出來。基辛格先生為如何構建一個持久的世界秩序冥思苦想，但對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多邊國際安全體系——聯合國體系著墨很少。基辛格先生認為，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基本準則——不干涉他國內政，邊界不可侵犯，國家主權和倡導國際法——今天依然具有普遍適用意義。但他同時又提出，當今國際社會沒有一套為各國普遍接受的清晰目標、手段和底線。這番話忽視了聯合國的存在和它在維護國際和平上發揮的重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實，基辛格先生尋覓的解決之道也許正是似乎不被他看重的聯合國。

　　聯合國誕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之中， 聯合國的193個會員國涵蓋了世界上的各種文明、文化和宗教。聯合國憲章，以及1962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載有一整套具有普遍適用意義的宗旨、原則和人類價值觀。聯合國體系自身的存在難道不是回答了他的問題：“有可能把不同的文化轉化為一種共同的制度嗎？”與其重新發明輪子，不如讓聯合國這個輪子更好地轉動起來。根據時代的變遷和需要，進一步改革完善聯合國體系，就是維護和加強現存國際體系的合法性。確保安理會通過的決議體現聯合國憲章中所載的宗旨和原則，體現國際法和國際正義原則，體現國際社會絕大多數成員的集體意志，而不是一國謀私的手段，就是維護聯合國組織的權威。

　　第二點遺憾是，基辛格先生談古論今，對包括中美在內的中西方差異娓娓而談，說得很多，但對中西方之間的共同點談得較少，因此給人兩種文明、兩種文化之間溝壑林立、難以逾越之感。實際上，無論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文明，還是西方文明，兩者之間不可能沒有共同之處，也必然會有共同之處，因為東方人也好，西方人也罷，同屬人類。既然同屬人類，焉能沒有人的共同屬性，比如對自由、民主、平等、正義、公平、幸福生活的渴望和追求？1962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兩個人權公約濃縮了把不同文明和文化連接在一起的人類共同價值觀。這些共同價值觀構成了人類和諧社會的基礎，也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政治、經濟和社會條件。在這些共同價值觀上，東西方人民之間的差異其實并沒有基辛格先生以為的那樣大。因此，加深國與國之間，尤其是各國民間的交往和溝通可以增進了解，減少隔閡和誤解。令人極為遺憾的是，如今的全球輿論場充斥了太多對他國的敵意和抹黑。這不是向他國取長補短之道，更不是交往之道。

　　基辛格先生在《世界秩序》一書中指出，自近代以來，國際體系的每一次重大重構都是人類一次大規模殺戮的結果。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產生于“三十年戰爭”，維也納體系源自拿破侖戰爭，國際聯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產物，聯合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難道人類還需要一場更具毀滅性的戰爭，才能構建持久和平的世界秩序嗎？世界各國、首先是具有舉足輕重影響的大國需要言行一致，嚴格恪守自己對聯合國憲章和兩個人權公約中所載的基本宗旨、原則和人類價值觀做出的承諾，這對維護二戰后建立的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關系體系，對維護世界和平具有根本意義。

　　(作者系聯合國紐約總部口譯處高級同傳譯員，翻譯有《論中國》《世界秩序》等著作)

　　《中國新聞周刊》2023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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