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香港10月26日電 題：全球風云變幻，香港如何保持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

　　——專訪香港金融管理局首任總裁任志剛

　　中新社記者 曾平 魏華都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既緊密連接中國內地，也廣泛聯通世界。這座被譽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城市，常年扮演著內地與全球資金融通的重要橋梁角色，并依托穩健金融系統和完善法律體系等獨特優勢，成長為全球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

　　現今全球風云變幻，世界經濟重心加快“自西向東”位移。面對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和不明朗因素，香港應如何繼續乘風破浪，保持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香港金融管理局首任總裁、香港特區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任志剛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作深入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在國際環境多變、新冠疫情沖擊等因素影響下，香港面對哪些可能的金融風險？

　　任志剛：香港的金融制度經過長期發展和強化，做好風險管理已是香港金融監管制度的優良基因。雖然我已退休多年，但我很有信心，這種居安思危的傳統一直維持到了現在，香港對于金融風險是有充分準備的。

　　目前全球經濟不明朗，又有新冠疫情，但我對此并不擔心。因為經濟盛衰循環令金融市場有波動，這是正常現象。香港的金融監管機構會恒常就金融系統做壓力測試，并且會使用很高的系數來做。雖然香港現在的抗疫手段較其他地方稍保守，但也都是有理由保守的，我覺得相關影響是短暫的。

　　然而，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國際金融領域，美國的影響力很強，若其試圖從金融層面影響中國的發展，可能出現復雜形勢。相信內地和香港的金融監管機構都會留意，并分析其中可能發生的情況，進而做好準備。

　　我認為發生極端情況概率較小。第一，中美是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雙方不會在經濟尤其是金融層面完全“脫鉤”，華爾街的投行在中國內地有很多生意，也手握很多選票，他們對美國相關決策者的影響力很大。第二，美國是全球最大負債國，中國內地加上香港是最大債權國，前者以金融手段“制裁”后者并不合理，也會令其他債權國有戒心，并導致美國在國際金融領域的影響力大打折扣。

　　中新社記者：1998年的“金融保衛戰”有哪些啟示？

　　任志剛：香港回歸之前，金融管理局已在保障金融安全與貨幣穩定方面做了很多準備工作，包括于1988年引入“新會計安排”和1996年推出“即時支付結算系統”，讓金融管理局掌握控制貨幣基礎的能力。1997年、1998年對我們來說是一次測驗。當時的金融危機并非因為香港自身有什么做得不好，而是由東南亞國家未能很好地管理金融全球化下的債務風險引發的。

　　那些炒家利用香港信奉自由市場的哲學去操控市場，自由市場變成了一個可以被自由操控的市場。面對這種令人失望的情況，一定是要撥亂反正的，因此我們決定高調干預股票市場，不讓他們用操控的手段賺錢。對方想推低股票，我們就買入。這其實是一個很粗暴的方法，但到最后沒有其他辦法，要“打仗”就“打仗”了。

　　在當時，這一做法引起部分西方國家金融人士的微詞，但后來也獲得了這些人的認同。雖然香港是一個依靠市場的自由經濟體，但不要忘記，市場也有失效的時候。防止市場失效，就要監管甚至干預、參與市場。當監管機構認為有這個需要，比如不符合大眾利益，或影響貨幣金融穩定之時，就要下定決心做這件事。我從中學到的事，就是市場不是絕對神圣的。

　　中新社記者：最新《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顯示，新加坡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排名第三，香港則跌落至第四位。有聲音認為香港已被新加坡超越。對此，您怎么看？

　　任志剛：這些排位在某種程度上當然是重要的，因為可讓外界看到一座城市在金融層面的重要性。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理解“國際金融中心”這幾個字的內涵，即國際層面資金融通匯聚的地方。實事求是地講，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活動就是內地與海外的資金融通，這方面香港做得非常成功。

　　今后，如果中國要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香港的資金融通角色就會更重要。從這一方面來說，沒有其他地方能比得上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此外，很多人從市場交投量、金融機構數量去衡量一座城市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這無可厚非，但我覺得國際金融中心做好資金融通才是關鍵。香港新股上市的地位不容置疑。再者，在港的投資者和集資者，大部分都非來自本地，因而在國際化層面，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也是首屈一指的。

　　國際金融中心應實事求是地做好資金融通。諸如通過補貼來吸引金融機構的做法是不需要的。紐約和倫敦，在金融創新方面很先進，有很多衍生產品，風險管理也很精準，這些創新產品提升了資金融通效率，我們可以借鑒。但要謹記，金融始終是為經濟服務的，不應持有自我服務、在市場上玩零和游戲的思維。

　　我認為香港國安法將從長遠上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國際金融機構不會喜歡在安全受影響的地方工作。當社會氛圍穩定，社會環境令人安心，當然對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有好處。事實上，相較歐美國家的國安法律，香港國安法并非“很辣”。如果這樣都遭批評，可能是有人基于政治立場找借口打壓中國。

　　中新社記者：香港在內地與全球資金融通中扮演的角色會被替代嗎？這與香港匯聚中西的特質有何關聯？

　　任志剛：繼續堅持改革開放，是中國非常明確的政策和趨勢，同時內地資本項目在中短期不會完全開放。因此在內地政策的配合下，香港始終充當著讓內地投資者和集資者“走出去”的渠道角色。過去便是這樣，香港與內地有很多金融領域的互聯互通安排，包括滬港通、深港通、理財通、債券通等。國家持續提供清晰的政策配合，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會非常穩固。

　　上海和香港的金融角色是有所分別的。我認為內地本身的資金融通，即內地投資者和融資者的碰頭與結合經常是在上海，香港對此不能苛求。但在國際金融層面上，國家經濟層面的外循環，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可以在“一國兩制”下為國家效力。

　　香港能夠扮演內地與海外之間資金融通的角色，與其匯聚中西的特質是有關聯的。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歷史悠久，是實行普通法制度的資本主義社會。這是被海外尤其資本主義經濟體所習慣的，他們未必能夠深刻認識內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熟悉香港的規矩。作為內地以外最了解內地做事方法和規矩的地方，香港是內地與海外投資者、集資者碰頭的最佳之地。

　　中新社記者：如何評價香港近年在助力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的貢獻？未來還有哪些努力的方向和空間？

　　任志剛：人民幣國際化提出至今已約20年，進展不小，但仍有加速空間，未來方向應該是推動人民幣有意義地在資本市場多點運用，在債券市場、股票市場和銀行體系都可以足夠、普遍地使用。舉例來說，在債券市場方面，財政部和國家開發銀行發行人民幣債券，但仍處于很基礎的發展階段，可以繼續推進；在香港上市的股票，可以使用人民幣報價、交易和清算；在銀行體系，人民幣相關衍生品可以有更多發展。

　　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一定要加快構建相關金融基礎設施，包括報價系統、支付系統、資產托管系統等。當環球投資者有多余的人民幣時，可以找到投資途徑；人民幣不足夠時，可以很容易去集資，這樣才是有意義的國際化。

　　從國家角度看，要逐漸減少對美元依賴，最好的方法就是將人民幣國際化。目前全球多地都有離岸人民幣市場，例如新加坡和英國。但我認為不需要在其他地方復制香港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模式。如果東南亞和歐洲的投資者、集資者想利用人民幣做買賣，可以通過香港交易，這樣做的好處是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會保持深度、廣度和高流動性。(完)

　　受訪者簡介：

　　任志剛，香港金融管理局首任總裁，現任香港特區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香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杰出研究員。他在2001年、2009年分別獲得香港特區政府頒授的金紫荊星章、大紫荊勛章。 任志剛于1970年獲得香港大學取得社會科學學士，主修經濟學及統計學，曾擔任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榮譽教授、中大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專業研究員，以及海外多所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及教授學位。 他于1971年加入港英政府，在超過38年的公職生涯中，主要負責處理貨幣與金融事務。他亦有份參與制訂香港聯系匯率制度。1993年4月香港金融管理局成立后，任志剛出任總裁，1997年香港回歸后繼續任職至2009年6月底。他多年來積極引入多項策略性改革措施，以確保香港金融的穩定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 亞洲金融風暴期間，任志剛協助香港特區政府利用逾千億港元外匯儲備打擊炒家操控市場，入市購買多只香港股票，成功擊退炒家，使得香港的貨幣及金融系統免于崩潰。 任志剛離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后，曾出任國際金融論壇理事會副理事長、瑞銀董事會成員和中國金融學會的執行副會長，獲頒香港金融學院院士。至2017年，他出任香港特區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2022年再獲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委任為香港特區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