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反壟斷立法或多或少一直受到來自某些行業以及政府部門的抵制。《反壟斷法》草案對壟斷性行為有明確的界定，而行政性壟斷都具有這些行為，所以《反壟斷法》一出臺，首先查處的就是行政性壟斷，那么勢必引起這些行政性壟斷企業的抵制，它們會搬出原有的法律和各種政策尋求法外開恩。”余暉說。

　　“經過幾次反復，行政性壟斷在《反壟斷法》中避而不談是不可能了，一些屬壟斷行業的部門又提出了豁免的說法。”余暉說。在草案討論中，一些壟斷性行業如電信、電力、郵政、民航、鐵路等部門往往以本行業的特殊情況為由，要求從《反壟斷法》中得到豁免。

　　余暉認為，《反壟斷法》一旦對行業豁免開了口子，壟斷行為非但不受反壟斷法律制約，反而還要受到部門法的法律保護。例如電信法、航空法、電力法、郵政法、鐵路法等，雖然大家已經呼吁重新立法，只有郵政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種種微妙的原因現在也停滯不前。沒有重新立法就意味著原來的法律都有效力，一些行政性壟斷行為就會受到原有法規、法律的保護。這種關于豁免權的法律爭議背后，當然也是壟斷行業對于自身既得利益的爭奪。

　　商務部條法司副司長郭京毅在一次座談會上說，目前《反壟斷法》出臺受阻的癥結在于草案條款與現有產業部門的職權和相關行業法規之間難以協調。倘若按照《反壟斷法》的條款對這部分壟斷行業進行制裁或解散，就會觸及這些部門的行政職權及相關的行業法規，正因各方對此爭執不下，《反壟斷法》才千呼萬喚不出來。

　　在分析《反壟斷法》出臺之艱的背景時，余暉說：“行政性壟斷有歷史必然性，但是我們的改革者在改革的過程中，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壟斷性行業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僅僅是為了做大國有企業，認為國家控制這些企業就掌握了經濟命脈。”

　　黃勇對本報記者說：“西方的《反壟斷法》是在完全市場經濟環境下誕生的。在一個計劃經濟環境里，或者一個半計劃經濟環境里，要立一部高質量的反壟斷法律是不可想象的。而我們的國情就是，我們是在轉型時期，在市場需要進一步完善的時候，要出臺一部這樣的法律。”

　　顯而易見，即將交付審議的這部《反壟斷法》草案誕生于激烈的爭執之中。就像余暉所說：“我們目前的重大政策、戰略、以及重大法律法規的出臺，都是一場博弈后的利益妥協。”但這場博弈后的妥協卻并沒有讓眾人皆大歡喜。

　　曾有民營企業主表達了和余暉同樣的態度，如果不解決行政性壟斷，那么《反壟斷法》應暫不出臺。北京市消費者協會邱寶昌前幾日剛參加《反壟斷法》立法研討會，他用比較中庸的言辭說，草案還是有不少問題。

　　自身變革收效甚微

　　一方面壟斷企業在立法的博弈中，為自己爭取著最大利益，另一方面壟斷企業在社會輿論的強壓下，也在悄悄地進行變革，但收效甚微。

　　在《反壟斷法》難產的13年中，壟斷行業進行的內部改革較之法律成果則更為直觀。黃勇教授說，壟斷行為集中表現在兩項控制上，一是市場準入，二是價格。傳統壟斷行業如鐵路、電力、電信、石油、林業正是通過這兩項確保其在市場中的控制地位。反壟斷法立法13年里，在外界聲勢浩大的“討伐”中，壟斷行業的自改也正從這兩項控制中尋找突破。

　　大秦鐵路的上市，是一個壟斷行業自身變革的典型案例。鐵道部運輸經濟研究所原所長文力說，大秦鐵路1988年投產運營，3年后開始盈利，資產凈利率在全國鐵路中名列前茅。之所以效益較好，一方面是因為運量增長持續穩定，更重要的一方面則是因為享受鐵道部允許這些公司適當上浮運價的政策。比如大秦線1998年運價就是全路平均運價水平的兩倍多。

　　事實上，中國壟斷行業的內部改革一直在進行，然而，壟斷行業的自身調整效果并不樂觀。國家電監會信息中心統計分析處處長、資深電力專家楊名舟分析電力改革時說，廠網分離其實沒有真正實現。由于改革不到位，如今全國絕大部分中央國有電網資產集中在一家公司。這樣一來，直接的結果是發電、輸電、配電、售電等環節仍集于一體，廠網不分，壟斷依然存在。因而，從原國家電力公司“裂變”而來的國家電網公司，仍然沒有擺脫其原有壟斷和行政主導的行為模式。

　　這恰恰是余暉所說的行政性壟斷的形態改變。“改革開放以后，市場的下游是逐步放開的，但是那些上游行業的壟斷，卻被保留下來。這些年中，這些行業不僅僅沒有引入實質性的競爭，而是通過產業政策、財政的補貼，銀行的優惠貸款、國企的改制等方式加強了壟斷。”余暉說。

　　余暉在每次接受采訪時都會引用這組數字。從1989年到1999年的十余年間，國有企業的利潤一直徘徊在1000億元左右，但從2000年起，這個數字開始爆發式增長，157家中央企業2006年實現利潤7546.9億元，而這些利潤中的大部分恰好是少數行政壟斷性企業貢獻的超額壟斷利潤。

　　這說明，壟斷行業在近幾年的改革中，壟斷結構越來越大，壟斷行為也愈演愈烈，而且政府仍然不斷地通過產業政策等方式使它們更加快速膨脹，成為巨型寡頭，其背后利益集團也成長為一個龐大的可能破壞市場競爭秩序和阻礙深化改革的群體。

　　也正因為如此，《反壟斷法》中對行政性壟斷的規定尤為重要，在自身求變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的前提下，人們有理由期待法律治愈頑疾。

　　這就是《反壟斷法》出臺過程中要面對的現實，不同的是，各方對于《反壟斷法》即將出臺的期望值。余暉堅持，如果不解決行政性壟斷的根本問題，《反壟斷法》應暫緩出臺。黃勇則認為，當前出臺《反壟斷法》對于規范市場、使市場進一步成熟有重要的作用。如果說不能從根本上全部解決問題，這部法律就不出臺，這也不是一種理性的選擇。行政壟斷是必須要反的，但僅有一部《反壟斷法》是不夠的，畢竟一部法律不可能是萬能的。(袁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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