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共同體概論》教材(以下簡稱《概論》)以史為綱，立足中華民族整體視角展開敘述。在此基礎上我們看到，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與發展，并非單一族群的單向擴張，也不是簡單的地域性聯合，而是在數千年歷史長河中，各民族通過持續不斷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包容中共生、在互鑒中發展，最終凝聚成多元一體的命運共同體。回望這一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包容共進貫穿始終，構成了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何以形成、何以堅韌、何以延續”的核心視角。

　　空間互嵌：奠定民族交融的物理根基

　　從早期中華文化圈的形成開始，中華大地上各族群就從未長期隔絕。

　　夏商周時期，各族群通過相互雜居打破了血緣壁壘，正如《概論》所言，“各族群在不斷雜居與通婚中打破了舊有的血緣邊界，實現了深度融合和共同發展”。秦漢“大一統”后，大規模的人口遷徙與邊疆治理，將腹地與邊疆日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魏晉南北朝時期，匈奴、鮮卑、羯、氐、羌等族群大規模南下中原，與漢人交錯而居，“不同族群之間離散聚合、交錯雜居，族群融合在規模、深度和影響上卻是空前的”。隋唐時期，社會以開放的胸襟對待不同族群，無論是統治集團“雜有胡族血胤”，還是基層社會“夷夏混居”，廣泛的族群流動、遷徙、通婚、混居，彰顯出“四海同風”“無隔華夷”的交融新局面。遼宋夏金時期，“以族群遷徙、族際通婚、禮俗互鑒為主要方式”，推動各族群從局部交融走向跨區域整體互融。元明清三代，無論是軍隊駐防、移民實邊，還是商貿往來，都在持續推動各族群形成“大雜居、小聚居、交錯居住”的分布格局。

　　空間互嵌何以在歷史上持續生成并不斷深化？這源于中華文明獨特的宇宙觀與政治理想。

　　中華傳統的宇宙觀以“天地一體”為核心，由此形成“天下”觀念，以“天下”統攝中央與地方、中原與邊疆，是古代各族群的共同信念。由此而言，游牧與農耕、平原與山地、腹地與邊疆，并非截然對立的異質空間，而是同一“天下”之中相互依存的組成部分。

　　同時，根植于中華文明深處的“大一統”政治理想和制度設計也為空間整合注入了持續動力：從秦漢的郡縣治理到元朝的行省制度，歷代王朝始終致力于將不同區域納入統一的政治框架，使空間互嵌在制度層面獲得保障。空間上的互嵌，使不同族群從分散走向聚合，從疏離走向親近，構成了中華民族深層次交融的基本物理前提。

　　文化互鑒：積淀中華文明的歷史底蘊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深刻體現在文化領域。

　　秦漢“書同文”奠定了跨族群交流的文字基礎。漢朝將法家思想、儒家思想、黃老之學、楚文化等融為一體，形成了穩定的“大一統”文化體系。魏晉南北朝時期，各遷徙族群在接觸中原文化的同時，也將其自身文化帶入中原，形成了互動交融的文化格局。《概論》將這一時期的融合概括為“雙向涵化與多方互化”。隋唐時期，這種互鑒達到高峰，“這一時期的絢爛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書寫的精彩華章”，“胡漢交融”“文化鼎盛”成為時代標志。遼宋夏金時期，“漢字被各政權借以創制文字，漢語更成為諸政權的通用語言”，同時除漢人之外的其他族群也“以各自卓有特色的文化風格對中原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元朝八思巴文的創制、明朝伊儒會通的探索、清朝多民族文化的共存共榮，無不體現著文化互鑒的深厚傳統。

　　文化互鑒何以成為各民族交融的常態？根本在于中華文明“和而不同”的文化基因。

　　《概論》指出，“文化上的中國”既在本質上趨向于“一體”和“統一”，又內含多種發展變化的可能性。這種文明氣質使不同族群在面對文化差異時，不是選擇排斥與對抗，而是走向欣賞與吸納。這源自中華文明堅定深刻的文化自信：不因接納他者而喪失自我，反因包容多樣而更加豐富。

　　同時，經濟互補為各族群文化互鑒提供了持續動力——游牧與農耕、平原與山地、腹地與邊疆，不同經濟類型之間的物資交換與人員往來，同時伴隨著技術的傳播、習俗的互動與文化的交流。“關市”“榷場”“絲路貿易”，既是經濟紐帶，也是文化通道。文化上的包容共進，使中華文化認同不斷增進，把內部差異極大的廣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

　　認同共識：匯成中華民族精神的力量源泉

　　空間互嵌與文化交融，最終指向認同層面的深刻變化。

　　從夏商周“天下一家”觀念的萌芽，形成具有共同文化認同的“諸夏”，到春秋后期，“華夏”的觀念開始出現，并逐漸取代了“諸夏”；從秦漢“華夏”認同的擴展，“大一統”理念的盛行，到魏晉南北朝“華夷一統”的政治傳統；從隋唐“胡漢無差”的政治實踐，到遼宋夏金諸政權共稱“中國”的正統競逐；從元朝“六合同風”的“大一統”治理，到明清“中華一家”的政治宣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層層累積、不斷擴展，從自在走向自覺。《概論》中所引王充之言“古之戎狄，今為中國”，正是對中華民族認同不斷演進的生動寫照。

　　家國認同何以形成？關鍵在于“同源共祖”的歷史觀與“因俗而治”的制度智慧。

　　共同的祖先記憶、共同的歷史敘事，實現了對地域、族群等認同的超越。從商代和西周時期，各族群有各自不同的祖先神，到戰國時期，眾多祖先傳說開始出現融合，黃帝走向“共祖”的地位。魏晉以來，大量北方族群南遷，為解決“自古無胡人為天子者”這一根深蒂固的觀念，掌握政權之后的少數民族君主主動認同華夏祖源，確立了脈絡清晰的“夷夏同源”歷史敘事。

　　而“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的治理傳統，則在承認差異的前提下將各族群納入統一的政治秩序，使其在持續互動中加深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歸屬感。《概論》評價元朝“六合同風、九州共貫”的治理成就，正是這種制度智慧的集中體現——在包容共進中實現多元共生，為認同的層層累積提供制度保障。

　　包容共進的歷史智慧與時代啟示

　　空間互嵌、文化互鑒、認同共識，這三重進程彼此支撐、層層遞進，共同構成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圖景。正是這種“互嵌、互鑒、共識”的內在邏輯，使得中華民族即使在政權分裂、社會動蕩的時期，都始終堅持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在克服一次次離散沖擊中實現更高水平的整合。這一歷史經驗為我們今天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提供了深刻啟示。

　　深化空間互嵌要持續優化人口分布格局。“大雜居、小聚居、交錯居住”的分布格局，是各民族在長期歷史中自然形成的空間形態，也是互動交融得以持續的重要前提。推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需要鼓勵各族群眾在共同生產生活中加深了解、增進感情，讓空間上的接近促進心靈上的契合，使互嵌從物理空間延伸到社會空間、心理空間。

　　推進文化互鑒要堅定文化自信。中華文化之所以海納百川，根本在于其深厚的文化自信。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既要珍視各民族的文化特色，又要不斷增強對中華文化的認同，不斷增進各民族文化互鑒融通。雙向滋養正是中華文化生生不息的動力源泉。

　　鞏固認同共識要推動歷史記憶與時代精神同頻共振。新時代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要深入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推動各民族在共同歷史記憶中增強情感共鳴、在文化傳承中夯實認同根基，增強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也要用時代精神引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使各族人民在理想信念、價值理念、道德觀念上緊緊團結在一起，凝聚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共識與力量。

　　黨的領導是做好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根本保證。“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發展史就從以往各族群眾自發的交往交流交融史，轉變為先進政黨帶領人民的自覺奮斗史”。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我們要引導各族群眾不斷增強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牢固樹立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以包容奮進的姿態，同心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作者楊玉文系大連民族大學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院(學院)院長，本文系大連民族大學教育教學改革研究項目重大項目“《中華民族共同體概論》智慧課程建設研究與實踐”(ZBA202601)階段性研究成果】

　　來源：國家民委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