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董必武同志誕辰140周年。董必武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家和法學家，是我們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成員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他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經歷無數艱辛，始終不息地為黨工作”，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巨大功勛。

　　一、艱辛探索救國道路，跨入中國第一批馬克思主義者的行列，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

　　1886年3月5日，董必武同志出生于湖北省黃安縣(今紅安縣)一個清貧的教書先生家庭。他自幼受到良好的啟蒙教育，17歲時考中秀才。青少年時期，他目睹清朝政府的腐敗專制統治、西方列強對中國人民的欺壓和掠奪，立下救國救民的人生志向。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董必武同志毅然奔赴武昌投入戰斗，成為堅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者，走上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不懈奮斗的職業革命家道路。他追隨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先后加入同盟會和中華革命黨，懷著“做得一分是一分”的樸素情感，參加辛亥革命和反對北洋軍閥袁世凱的斗爭。他兩次被捕入獄，出獄后仍繼續堅持斗爭，表現出頑強的戰斗精神。盡管辛亥革命沒有改變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中國人民的悲慘境遇，沒有完成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但董必武同志始終沒有停下探索的步伐。

　　在俄國十月革命影響下，董必武同志逐漸了解到“列寧黨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與孫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開始“想俄國與中國問題”，開始“談馬克思主義”。通過對比總結俄中兩國革命成敗的經驗，他認識到，中國革命走舊民主主義的道路行不通，“必須走列寧的道路”。從那時起，董必武同志跨入中國第一批馬克思主義者的行列。

　　1920年秋，在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指導下，董必武同志參與創建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隨后，他和陳潭秋同志等以私立武漢中學為陣地開展革命活動，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他號召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新思潮正在向我們撲面涌來”，“我們自然要投身到正在醞釀之中的新的運動中去”。在他和陳潭秋同志等的共同推動下，武漢地區的革命活動逐漸活躍起來。

　　1921年，董必武同志作為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代表之一，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期間，他參與起草供會議討論的黨綱和今后實際工作計劃，成為黨的創始人之一。

　　二、堅決擁護積極踐行第一次國共合作，參與蘇區各項建設，年近半百走完漫漫長征路

　　黨成立后，董必武同志先后任中共武漢區執委會委員和湖北區執委會委員等職。他參與開辦“平民夜校”，向工人宣傳革命思想，組織工人學習文化知識；選派革命骨干到工廠和農村開展革命活動，播撒革命火種；參與組織武漢各界群眾開展反帝愛國游行示威，聲援北京、上海等地“廢除二十一條”的反帝運動。

　　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董必武同志是湖北省和武漢地區大革命運動的核心領導人物之一，在國民黨中央、湖北省黨部和政府內均擔任要職。他充分利用改組后的國民黨這個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吸收各界人士參加革命活動，把湖北國民黨組織建設成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他派出大批黨員干部深入湖北農村，建立農協組織，形成強大的革命聲勢，同湖南、江西等地的農民運動交相輝映，促進大革命向長江流域迅速發展。

　　1926年2月，黨中央提出“從各方面準備廣東政府的北伐”，指示湖南、湖北等省“預備民眾奮起的接應”。8月，北伐軍進入湖北境內。為落實黨中央指示，董必武同志充分動用各種關系，策反軍閥部隊，領導舉辦兩湖“北伐宣傳訓練班”，組織農民群眾為軍隊運彈藥、抬傷員、當向導，有效支援了北伐軍勝利奪取武漢，為革命斗爭培養了骨干力量。

　　正當北伐軍凱歌高奏，工農運動迅猛發展之時，國民黨右派加緊勾結帝國主義，準備公開叛變革命。面對危局，董必武同志一針見血地指出：“應嚴厲制裁與帝國主義及軍閥妥協的反動分子”。他還預言：“凡是革命，非武裝不可”。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敗。國民黨反動當局以重金懸賞通緝董必武同志。他毫不畏懼，迅速轉入秘密活動，并參與籌劃在鄂東地區組織武裝起義。

　　1928年，董必武同志受黨派遣赴蘇聯學習。1932年回國后，他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擔任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副校長，實際主持學校工作，并講授“蘇維埃建設”等課程。他針對學員普遍文化水平較低的特點，講課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學員們回憶，董必武同志把黨比作火車頭，把人民群眾比作火車廂，黨的先鋒作用就好比是火車頭帶動整個車廂有節奏地飛奔前進，“大家都喜歡聽他講課”。此外，董必武同志還擔任中央黨務委員會書記、最高法院院長等職，在紀檢監察和法制建設等方面作出突出貢獻。

　　1934年10月，年近半百的董必武同志參加長征。一路上，他“經歷了千山萬水，苦雨凄風”。“苗山彝嶺的絕糧，草地雪山的露營”，都沒能阻礙他前進的步伐。在后勤部衛生隊干部休養連，人們敬稱他是“三不停的人”，即頭腦不停，每天都在思考行軍當中可能出現的各種突發問題；手腳不停，每到一處宿營地都會不停巡視，檢查人員是否整齊、給養是否發放；嘴巴不停，一路不斷向群眾了解情況，向同志們重申黨的紀律。勝利到達陜北后，他擔任中央黨校校長，在極其困難的環境下，因陋就簡招生辦學，為即將到來的全民族抗日戰爭培養了大批黨的骨干。

　　三、投身全民族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卓有成效地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為籌建新中國不懈努力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戰爆發后，國共兩黨實現第二次合作。1938年，在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董必武同志被增補為中央委員。作為中共代表團的成員和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與周恩來同志等一道，長期戰斗在國民黨統治區，為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

　　董必武同志先后發表多篇文章，闡述黨的抗戰方針和策略。他旗幟鮮明地指出：“抗戰則存，屈服則亡”；“救亡的策略”是“以國共兩黨親密合作為核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要“在動員民眾和組織民眾工作上”，“統一組織統一行動”，“在群眾中作普遍的宣傳和解釋”，“提高全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和愛國心”。

　　董必武同志利用廣泛的社會影響，大力宣傳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和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有力駁斥污蔑八路軍“游而不擊”的不實之詞。他作為國民參政會的中共參政員，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動和言論進行英勇機智的斗爭。他參與領導創辦黨在國統區的機關報《新華日報》，大量報道八路軍、新四軍對日作戰的真實情況，擴大了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的影響。他廣泛團結各民主黨派、各階層愛國人士、地方實力派和國際友好人士，為堅持國共合作，深入開展大后方的抗日民主運動，作出重大貢獻。

　　1945年4月至6月，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同志在內的中國代表團出席在美國舊金山召開的聯合國制憲會議，并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中國成為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之一和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在美期間，董必武同志努力開展海外統一戰線工作。他廣泛接觸國際友好人士及海外華僑，組織散發英文版的《中國解放區實錄》，介紹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戰績和解放區建設發展的成就，闡述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產生了積極而廣泛的影響。在黨的七大和七屆一中全會上，董必武同志當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

　　為爭取光明的前途，重慶談判之后，董必武同志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繼續參加國共談判和政治協商會議，同國民黨當局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1946年，國民黨反動派悍然發動全面內戰。為爭取人心，在周恩來同志返回延安的情況下，董必武同志仍留在南京，在極其復雜危險的條件下主持中共駐南京辦事處的工作，繼續推動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發展壯大。他參與領導國民黨統治區黨的秘密工作，在敵人內部布下“閑棋冷子”。解放戰爭期間，他直接聯絡的熊向暉、韓練成同志，分別為獲取敵胡宗南部作戰情報和奪取萊蕪戰役的勝利作出突出貢獻。1947年春，國共談判破裂后，他率領中共代表團撤返延安。他向送別的各界人士發表談話時慷慨陳詞：“我們中共黨員仍將一本初衷，竭力為和平民主奮斗到底”，“再見之期，當在不遠”。

　　1948年，隨著華北解放區逐漸連成一片，黨中央著手籌備建立全國性政權。同年5月，董必武同志擔任華北聯合行政委員會主席。8月，他主持召開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隨后擔任新成立的華北人民政府主席。他領導華北人民政府積極開展各項建設，支援全國解放戰爭。在董必武同志等的不懈努力下，華北人民政府逐步建立起系統的政權機構，積累了豐富的政權建設經驗，培養了大批干部和人才，成為中央人民政府的雛形。

　　1949年，董必武同志受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委托，領導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草案)，為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做了法律上的重要準備。1949年9月，他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此時，董必武同志已經63歲。他站在毛澤東同志身邊，參加了舉世矚目的開國大典，在天安門城樓上共同見證了新中國成立這一偉大歷史時刻。

　　四、參與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為新中國的鞏固和發展竭誠盡智，在法制建設領域作出開創性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董必武同志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代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務。他積極參與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決策，為新中國的鞏固和發展竭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尤其在法制建設領域作出開創性貢獻。

　　董必武同志根據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和法的學說，結合我國法制建設的實際，努力探索和建立、健全我國的司法制度。他主持起草的《政務院關于加強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對人民司法工作的性質、任務及一系列具體問題作出明確規定，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人民司法工作的指導性文件。他主持制定《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等重要法律，領導建立各項審判制度，總結審判工作經驗，為實現審判公平公正而不懈努力。

　　董必武同志提出要逐步完備我國的法制，要盡快制定刑法、民法、勞動法等一系列法律，要加速執行律師制度和公證制度。他強調，必須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制定法律之后，“依法辦事是進一步加強法制的中心環節”，“必須確切地執行，按照規定辦事”，特別是“公安、檢察、法院和一切國家機關，都必須依法辦事”。

　　董必武同志領導對舊司法人員的教育改造工作，領導籌建中央和各大區的政法干部學校，為建立法律人才教育體系作出了重要貢獻。他領導成立中國政治法律學會等學術團體，促進法學學科的建設發展。在他的關心指導下，新中國成立短短幾年內，就迅速創建了一套適合當時中國需要的多層次、多途徑培養各種法律人才的教育系統，為實施依法辦事、加強法治建設奠定了最初的人才基礎。

　　“文化大革命”期間，董必武同志遭到誣陷和迫害，在《九十初度》一詩中依然高歌“深信前途會伐柯”。1975年，董必武同志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葉劍英同志在悼詞中高度評價他革命的一生，指出：“董必武同志真正做到了一輩子做好事，不愧為無限忠誠于黨和人民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五、“中國共產黨的模范的領導者之一”

　　董必武同志的一生，是為中華民族的解放，為共產主義事業執著奮斗的一生。他從一個清末的秀才，成長為無產階級革命家，走過了很不平坦的道路。黨中央稱贊他是“中國共產黨的模范的領導者之一”。董必武同志離開我們已經半個多世紀了，但他立下的豐功偉績，他具有的革命者的高尚品格，是永遠值得我們懷念和學習的。

　　董必武同志堅毅篤信“遵從馬列無不勝”，是信仰堅定、對黨忠誠的模范。他自謂“五朝敝政皆親歷”，經過反復研究比較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后，始終矢志不渝。抗戰勝利后，國民黨反動派大力加強特務活動，派軍警嚴密監視中共駐南京、上海辦事處。身處險境的董必武同志囑咐大家，要做最壞的準備，同敵人斗爭到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共產黨人的本，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對黨和人民的忠誠。”新時代新征程，我們學習董必武同志，就要堅定理想信念、對黨忠貞不渝，積極投身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為實現遠大理想和共同理想奮力拼搏。

　　董必武同志身體力行“好同群眾共勞辛”，是踐行初心、無私為民的模范。他自稱是“一塊補補丁用的布頭”，表示無論黨和人民把他補在什么地方，他都樂意服從。1950年淮河流域發生水災，皖北、河南等地災民迫切需要過冬寒衣。時任政務院副總理的董必武同志親任災民寒衣勸募總會主任委員。他多方籌措，在兩個多月內領導募集寒衣688萬余套送往災區，幫助群眾度過寒冬。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系群眾，人民是我們黨執政的最大底氣。”新時代新征程，我們學習董必武同志，就要自覺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走好新時代黨的群眾路線。

　　董必武同志始終做到“原則從未許通融”，是尊崇法治、厲行法治的模范。他反復強調，“黨員應當成為守法的模范”。新中國成立后，有親屬要求他介紹找銀行貸款。他在回信中嚴詞拒絕，指出：“現在國家是人民的國家，在國家機關工作的人，必須為人民服務，除了法律規定的職權外，任何人沒有特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律是治國之重器，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新時代新征程，我們學習董必武同志，就要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引導全體人民做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

　　董必武同志畢生踐行“學習當如卒過河”，是博學慎思、學以致用的模范。董必武同志博覽群書，刻苦鉆研馬克思主義理論，對政治、法學、詩文、歷史等都有很高的造詣，到八九十歲高齡時，依然自謙“紛紜萬有識之微”。病危時，他已經舉不起《馬克思恩格斯選集》這樣重的書了，仍請身邊工作人員讀給他聽，充分體現了“吸取無所限，到老猶磅礴”的求知精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依靠學習創造了歷史，更要依靠學習走向未來。”新時代新征程，我們學習董必武同志，就要發揚理論聯系實際的馬克思主義學風，做到干中學、學中干，學以致用、用以促學、學用相長。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105年前，董必武同志和毛澤東同志等一道開啟并推動了中國共產黨成立這一開天辟地的大事變。中國共產黨為了民族的新生而生，為了民族的復興而興。今天，中國式現代化已經展開壯美畫卷并呈現出無比光明燦爛的前景。“遵道而行，但到半途須努力；會心不遠，要登絕頂莫辭勞”。我們要繼承和弘揚董必武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崇高精神風范，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而不懈奮斗！(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來源：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