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山彈簧公司是一家民營企業，公司老板說：“在我的企業，我就是法律，辭退他還是對他個人的‘照顧’，否則就將他開除了。”

　　陶明成和他的工友的遭遇，正是浙江眾多非公企業里職工正在承受的。面對今年杭州持續高溫，杭州一家保險公司員工也商議著如何向老總提高溫費。他們在一天中午趁著老總高興時小心翼翼地說了理由，老總臉色一變說：“今年我們不發，公司有純凈水，出去時你們多灌一點水就行了！你們勤快點，那時候多一兩千元獎金，比高溫費好多了。”

　　杭州一家服裝廠老總給《民主與法制時報》記者算了這樣一筆賬：按照最低每人每月110元高溫費計算，廠里有500多名職工，4個月就有20多萬元，這要賣掉多少服裝才能賺回來啊！

　　對一些無良的企業主來說，省下的高溫費就是可觀的凈利潤，而對高溫環境下為他掙錢的員工的生命健康卻置之度外。近年來，杭州市頻頻發生高溫下農民工猝死事件，工傷和中暑情況更是屢見不鮮。

　　因討要高溫費被企業辭退的陶明成，找到余姚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投訴，但卻被告知，發放高溫費的通知只是一份政府指導性文件，并不具備強制執行力。如果企業不給高溫費，職能部門也沒有執法依據要求企業支付。

　　陶明成后來在當地總工會的幫助下，向余姚市勞動仲裁委員會提出申訴時，只根據《勞動法》要求公司支付他兩個月的經濟補償金和1個月的額外經濟補償金，而無奈放棄了索要“高溫費”的訴求。

　　勞動法律保護為何滯后

　　浙江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有關負責人表示：“到目前為止，高溫費還不屬于國家強制要求企業發放的勞動報酬內容，國家一直沒有明確規定企業要以貨幣的形式為職工支付防暑降溫費。發放高溫費是屬于指導性文件，沒有強制性，也就是說，勞動部門是建議企業給職工發放，但不是強制企業發放。”

　　連日來，《民主與法制時報》記者在采訪有關高溫費發放問題時，聽到最多的一句話是，政府的規范性文件，對國有企業也許有用，但對非公企業而言，幾乎沒什么執行力。建筑業一名管理者直言不諱地對記者表示：“這次高溫費的規定，不少企業根本不會照此執行，我們也不會。”

　　為何眾多一線職工與高溫費無緣？除了政府規范性文件傳達遇阻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文件在有的用人單位被視而不見、置之不理。法律界人士指出，在我國高溫立法嚴重滯后的今天，有關部門是否能夠將每年夏季頒發的防暑降溫通知以地方法規形式出臺，從法律層面上對用人單位形成制約，確保防暑降溫的甘霖讓每一位勞動者受益。

　　上海華東政法大學勞動法律援助中心徐明朗建議，地方出臺相關法規，對高溫津貼、高溫工作時間、高溫勞動保護等進行系統梳理，對不執行相關條款的用人單位制定處罰措施，從法律層面對用人單位形成約束力。目前我國唯一的一部“高溫勞動保護”規章，是1960年7月1日衛生部、勞動部、全國總工會聯合制定的《防暑降溫措施暫行條例》。而且該規定只是針對冶金等特殊高溫行業，對于自然氣候引起的室外高溫下能否放假、如何補助、應采取何種勞動保護措施卻沒有規定或者很模糊。

　　現有的《勞動法》一直未對勞動者高溫作業出臺具體保護措施。1991年，國家對原來的高溫補貼標準稍作了調整，但此后的十幾年間，一直沒有明確規定企業要以貨幣的形式為職工支付防暑降溫費。對于“高溫”一詞，氣象部門也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界線，以前有的城市實施過39℃以上工廠停產，現在也沒有這種規定了。

　　高溫勞動法律保護為何滯后？46年了，防暑條例還要暫行多久？社會的質疑正折射出普通老百姓對勞動者人身權、勞動權立法和執法過程中缺乏“人文關懷”的不滿。

　　按照《勞動法》規定，在高溫季節，用人單位有義務為職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和條件，保障勞動者身心健康。具體形式包括：調整工作時間，錯開高溫時段；工作場所安裝空調、電扇；發放高溫費；為員工提供飲品和藥品等。在防暑高溫上不許搞“雙重標準”，只要單位與職工建立了勞動關系，正式工、臨時工應一視同仁。

　　針對浙江省高溫費文件，浙江林學院法律系教授童松青稱，這實際上是一種社會不公。政策制定者一方面要展示維護勞動者權益的高姿態，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得罪企業主——聲明自己的政策只是“指導性”而非“強制性”的，這是很不應該的。政府應采取強制性措施，促使企業積極支付高溫費，而不是把這寄托在企業主的良心上。這樣，才能維護勞動者、特別是弱勢勞動者的正當權益。

　　“高溫費權益的異化不僅侵害了勞動者合法權益，也損害了社會公平秩序，政府應以立法或制度的形式確立強制性高溫休假制度和高溫補助制度，以體現政府保障公民生命健康權的責任意識和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法治的價值追求。”童松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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