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熱！熱！滾滾熱浪再襲申城，進入盛夏后，申城氣溫屢屢突破38℃，上海氣象臺的高溫黃色預警不斷拉響；

　　忙！忙！忙！熱浪席卷下的申城，工地工人、小區保安、送水者、快遞員……頂著烈日和酷暑，有這么一群露天作業者在高溫下忙碌。

　　然而記者在采訪中卻發現，盡管工作條件十分艱苦，但高溫下勞動者所能獲得的保障卻微乎其微——鮮有高溫津貼，不減工作時間，更談不上放高溫假。

　　勞動法專家表示，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中，針對高溫作業的專門立法相對缺失，導致了對高溫作業保障監管和維權的兩難；而在全國性立法難度較大的情況下，上海一些人大代表們紛紛建議盡快因地制宜制定出詳細的地方性法規，保護高溫作業者。

　　目擊：高溫下，眾多勞動者缺乏保障

　　7月30日，上海的最高氣溫達到了39.6℃，創下了73年來的最高值。而記者調查了全市10個建筑工地、4個小區、3個水站、1個快遞公司后發現，露天勞動者的高溫勞動環境艱苦得令人驚訝。

　　下午1時，在閔行區莘朱路的一個建筑工地上，運送混凝土的建筑工老王正光著黝黑的上身，吃力地拉著一輛手推車不斷往返于攪拌機和施工工地之間，汗水滴在地上，在高溫炙烤下，馬上就不見了蹤影。“我們每天至少要干10個小時。防曬？哪管得了這么多！”記者看到，和老王一樣，工地上許多工人干活時為了圖涼快，都毫無防護地赤膊上陣。

　　小區保安們的工作條件也好不了多少。同樣是在下午1時許，名都新城外站崗的一位女保安在悶熱的天氣下，臉被曬得通紅。她告訴記者，再熱的天，保安們都是兩個人一起值班，一小時站崗，一小時巡邏。“高溫假？肯定沒有，我們得工作12小時才能休息。”

　　四處奔忙的送水工和快遞員們在炎熱的陽光下更是揮汗如雨。“我每天平均要送20到30桶水，工作至少10個小時！”徐匯區斜土路上的一個農夫山泉供水站里，一名湖南籍的送水工邊忙著往車上裝水，邊笑著告訴記者。他的自行車坐墊、把手上已經全是濕濕的汗水，厚厚的藍色制服也被汗水浸透。

　　“我每天要從早8點工作到晚5點。”剛在宗諾快遞公司做了兩個月快遞員的小郭告訴記者，再熱的天，他也不能在家歇著：“我們是按送出的件數分成的，高溫時哪里敢休息，只能學會不讓自己中暑。”

　　“公司能為我們準備些汽水、仁丹之類的降溫品就夠好了，不可能再發什么‘高溫津貼’。”接受采訪時，很多工人、保安都坦承，自己對此“連想都不敢想”。

　　探究：法律上，高溫勞動保障出現盲區

　　記者在咨詢了多位勞動法專家后得知，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中，專門針對高溫作業的立法相對缺失，導致了對高溫作業保障監管和維權的兩難。

　　上海市法學會勞動法研究會執行副總干事陸敬波告訴記者，除了一部1960年由衛生部、勞動部和全國總工會頒布的《防暑降溫措施暫行條例》外，很難再找到專門的立法。

　　但一個無法讓人回避的事實是，記者查閱后發現，這部誕生于47年前的防暑條例，針對的是上世紀60年代的社會經濟狀況，與目前的形勢已經完全脫節。條例中甚至還出現了“夏季露天作業的工人和農民，應使用寬邊草帽或斗笠和白色寬大的服裝；夏季田間作業，應在適當地點建立男女分設的簡便廁所”等現在看起來啼笑皆非的規定。

　　原有的防暑條例現在已經不再適用，現有的法律體系中對高溫天氣下的勞動保障，有沒有相對應的內容呢？

　　藍白勞動網執行主任陸胤表示，現行勞動法中即便有部分關于高溫作業保障的規定，也是“捆綁”在其他法條上的：“要么只是強調未成年人、女性等特殊勞動者不得在高溫下勞動，要么只是要求在勞動條件太過惡劣的高溫下停工。”

　　記者隨后從上海市總工會、勞動保障局、安監、衛生等部門了解到，盡管幾乎每年一到夏天，相關部門都會發文要求保障高溫下勞動者的權益，甚至發布了有高溫津貼發放、停工等內容的“紅頭文件”，可一方面，這種“紅頭文件”往往僅局限于某一行業、某一時段，不具備普遍的約束力，另一方面，“紅頭文件”一般只是規定了防暑降溫工作的基本原則和防暑降溫的技術措施、保健措施和組織措施，并沒有規定任何法律責任，即使企業不遵守也難以追究其法律責任。

　　呼吁：速立法，高溫下勞動者權益急需保障

　　“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使一些法律條款已經相應滯后。”上海市人大代表王立南用了“非常迫切”四個字來表達針對高溫作業勞動立法的緊迫性。

　　一直從事勞動保障工作的甘維剛代表表示，高溫環境下，通過立法對勞動者的相關權益進行保障十分必要。“勞動合同、工資、勞動環境和人際關系，是就業環境的幾個重要組成部分”。甘維剛說，影響勞動環境的“高溫”因此也成了勞動保護的重要部分。在現有勞動法缺失相關條款的情況下，要保障勞動者良好的就業環境，就得“補”上這缺失的一環。

　　除了現有法律法規的滯后、缺失，讓眾多代表紛紛呼吁盡快立法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日益增多的高溫天氣下，勞動者的工作狀況不容樂觀。

　　記者從上海市總工會了解到，近幾年來上海的高溫天數明顯增多，每年高溫期間申城發生的職工傷亡事故和死亡人數明顯上升，個別企業強迫職工在高溫下從事繁重的勞動，中暑死亡的事情近年來也時有發生。

　　“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發放高溫津貼，還是制定高溫保障措施，都是對高溫作業者生命、健康的關愛。”厲明代表從這個角度強調了“高溫勞動權益保障”的重要性。而在各部門發布的保障通知遭遇應者寥寥的尷尬后，厲明代表認為，高溫作業者的權益要得到真保障，必須通過立法來實現。

　　建議：講科學，重點改善高溫勞動環境

　　勞動法專家陸敬波表示，全國性立法必須遵從相應的立法程序，因此要專門就高溫作業保障在短時間內進行立法，很難實現，“最切實有效的辦法，是先進行地方立法。”地方立法不僅在時間上相對較快，還能因地制宜，考慮到各地的具體情況，有針對性地作出規定。

　　“如果要立法，首先要對高溫這一概念有個法律上的界定。”王立南代表認為，比如超過多少溫度為高溫、持續時間有多久、占全年氣溫偏高天氣的比例有多大，這些都可以成為確定高溫線的因素。

　　甘維剛代表告訴記者，保護勞動者，才是真正保障了生產力，“企業、用工單位在高溫時應該采取相應的降溫措施，提高勞動者工作的舒適度，包括準備充足的飲用水、防暑用品，實施預防中暑的具體措施等等，這些充滿仁愛的關懷其實是立法的宗旨之一。”

　　江小青代表關注的則是另一種需要保障的權益：“如果溫度超過人體的忍耐限度，用人單位又無法進行有效的降溫、防暑，那就應該縮短勞動時間、放高溫假，保護勞動者身體健康。”

　　代表們指出，保護勞動者的健康，實際上就是保障了用人單位的勞動力，因此各單位應該予以積極配合。對于拒不配合的用工單位，代表們建議通過法律法規明確處罰措施。

　　提及“高溫津貼”，王立南等代表認為這不失為一種很重要的保障勞動者權益的手段，因為“這是最直接最量化的方式”。但他也表示，在規定津貼發放時，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標準，最好是給出一個上限和下限。代表們還建議立法時要盡量將勞動者權益考慮得細致、縝密，“涉及到待遇、福利、基本保障條例等的法規，應該越細化越好。”(李欣 劉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