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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時，中央五大書記在香山，劉少奇住在離雙清別墅不遠的來青軒。

　　一天晚上散步，毛主席來到劉少奇住處，對劉少奇說：少奇啊，全國解放也快了，城市工作怎么搞，工業怎么抓，你要多出主意多出力喲。這樣，你準備一下，到天津去看看，看看那兒工商界，要穩住工商界，要向他們傳達我黨七屆二中全會的精神。我們的經濟政策是明確的，可概括為一句話，叫做“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勞資、城鄉、內外，其中每一個面都包括了兩方。這里，不包括中國和外國的關系。四個關系中，公私關系、勞資關系是最基本的。“四面八方”缺一不可，缺一方，就是路線錯誤，原則錯誤。要注意，我們現在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我們要團結資本家。許多同志不敢講這話。要了解，現在沒有資本家是不行的

　　毛主席要劉少奇到天津去，是因為當時中共華北局書記薄一波給毛主席寫信匯報了天津解放后工人要起來奪財產，資本家那頭情緒不穩定，天津的社會生產形勢不容樂觀。

　　天津是當時中國第二大工商業城市，人口200萬，是華北、東北、西北這“三北”的商業樞紐。劉少奇到天津去，目的非常明確；解決勞資矛盾，穩定社會情緒，恢復工商界的生產信心。

　　在天津市的干部(主要是工會干部)會議上，劉少奇批評干部中存在的“左”的傾向，指出，對民族資產階級有聯合有斗爭，但今后重點在于聯合而不在于斗爭，在政治上聯合他們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作斗爭，在經濟上要聯合他們發展生產，只斗爭不聯合是錯誤的，只聯合不斗爭也是錯誤的。

　　對于資本家的繼續存在，當時有的工人想不通，說，既然我們翻身當家作主，資本家要逃就讓他們逃，要關門就讓他們關好了，他們不開，我們開，組織起來辦合作工廠。在天津市職工代表大會和華北職工代表大會上，劉少奇針對這種情況做工人的思想工作，說，在目前條件之下，私人資本主義的剝削有若干發展，對于國民經濟是有利的，對于國家是有利的，對于工人也是有利的，失業還不如有業。中國工人階級要革命，要解放自己，就要組織起有戰斗力的隊伍，就要找朋友，找同盟軍。工人階級的朋友是哪些人呢？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本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不是我們的斗爭對象，而是爭取對象，就與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路線不符合，就會擾亂自己的陣線。當前，我們對資產階級的政策是又聯合又斗爭，在經濟上聯合他們恢復生產、發展生產；在經營范圍、稅收政策、價格政策、對外貿易上限制他們，引導他們做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經濟發展。有限制，就有斗爭。這種斗爭，以不破壞聯合為準則，否則，工廠減少，生產下降，工人失業，對工人、對國家都不利。今天中國不是資本主義太發展了，而是太不發展了。

　　劉少奇此行，還直接與天津的資本家見面和座談，幫助他們消除疑慮。

　　劉少奇天津之行的重頭紅在5月2日。他邀請民族資本家李燭塵、周叔韜、宋斐卿等128位資本家座談。這也是“天津講話”的主體部分。會上，有資本家們表示，他們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產黨只顧工人利益，三怕管不了工人，無法生產。劉少奇耐心聽完他們的講話，說，工人和資本家是兩個階級，要從根本上調和使其沒有矛盾是不可能的，根本的解決辦法，只有搞社會主義，搞社會主義就一定要革命。但從新民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可以和平走去，不必經過流血革命。現在形勢很好，大門的鑰匙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要開多少關多少，都由自己決定。中國人民不再受帝國主義壓迫了，中國工業發展有了保障，目前的主要問題便是恢復與發展生產。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既要發展國營經濟，也要發展私營經濟，從原料到市場，國營私營共同商量，共同分配，這叫有飯大家吃，有錢大家賺，就是貫徹公私兼顧的政策。

　　這時，有資本家說，他怕聽“資本家”稱號，也怕聽“剝削”二字。劉少奇笑笑說，如果你們能找出另外的詞來代替也可以，在沒有找出別的適當的詞之前，我只好依舊叫你們“資本家”。劉少奇侃侃而談：剝削是個事實，哪怕是罪惡，也只好承認了。不過認為剝削多，罪惡大，要審判，要槍斃，苦悶彷徨，那是錯誤的。過去，你們一方面剝削別人，一方面又受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剝削。這是剝削制度的罪惡，剝削是個社會現象。誰也不愿受剝削。剝削制度是很壞的，消滅剝削制度是大好事，但根據今天中國的現實情況，不是要不要消滅剝削，而是能不能消滅剝削。消滅以后怎么辦？應當采取什么樣的步驟？我們共產黨人知道，資本主義一方面建立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剝削制度，另一方面也為人類社會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產業。它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既為它的剝削制度所需要，也為整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所需要。資本主義產業發展了，無產階級力量也會隨之增強。馬克思說過，資本主義一百年間將生產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來幾千年生產的總和還多。從發展生產力看，資本家階級剝削是有其歷史功績的，沒有一個共產黨員抹殺這個事實。罵是罵，而資產階級這個功績還是有的。從推動人類社會向前發展說，是功大罪小。今天的中國資本主義還在年輕時期，還可以發揮它的歷史作用，尤其是當前我們要求工商界發揮積極性來發展生產力，建設新中國，這正是你們為國建功的機會，你們應該努力，不要錯過機會。今天資本主義的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且有功勞。封建剝削除去之后，資本主義剝削是進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廠開得太多，工人受剝削太多，而是太少，有本事多剝削，對國家和人民有利，恢復和發展生產，除國家之外，還有私人的。國營與私營之間，可能有競爭，但政府的方針是使國營和私營合作配合。既要發展國營生產，也要發展私營生產，要采取限制政策，以避免舊資本主義前途。公私兼顧是限制，勞資兩利也是限制。

　　在談到將來過渡到社會主義時期，資本家怎么辦時，劉少奇指指宋斐卿先生說，你現在只辦了兩三個廠子，將來你辦8個，16個廠子。到社會主義時期，國家下命令，你就把廠子交給國家，或者由國家收買你的工廠，國家一時沒有錢，發行公債也行。然后，國家把這16個工廠還是交給你辦，你還是總經理，不過是國家工廠的總經理，因為你有功，國家再交8個廠子給你辦，一共24個，薪水不減你的，還要給你增加，還要相應地給你高的地位，可是你得要辦好啊！你干不干呢？宋斐卿說，那當然干。

　　劉少奇這么一講，在座的資本家松了一口氣。

　　劉少奇的“天津講話”，效果是明顯的。

　　劉少奇離開天津后，很快收到東亞公司經理宋斐卿的來信。表示要增設新廠，恢復老廠，擴大生產計劃。劉少奇立即復信予以鼓勵：“得悉貴公司職工團結，勞資雙方共同努力擴大生產，增設新廠之計劃，甚為欣慰。望本著公私兼顧、勞資兩利之方針，繼續努力。前途光明，國家民族之復興指日可待也。”

　　工商業者打消了顧慮，企業關閉數字急劇下降，開工率迅速上升。到6月份，天津新開張的廠店達1160戶，而停業的只有27戶。劉少奇講話后一個月，天津的財政收入比前一個月增加1.5倍；兩個月后，天津的進出口總值達到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在黨的政策感召下，工商業者逐漸靠攏黨，信任黨。抗美援朝開始后，天津工商界4.2萬人率先大游行，擁護共產黨的決定，受到毛主席的稱贊。

　　劉少奇的天津之行，不僅使黨在剛剛解放的北方最大工商業城市天津穩定了局面，而且在全國產生了很大影響，提高了黨在各界人士的威望。這次講話的主要目的是穩住民族資產階級，使剛解放的大城市有一個安定的生產環境，保護和發展民族工商業，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活躍城鄉經濟，建立新民主主義經濟新秩序，支援解放全中國的偉大事業。盡管講話中某些言辭矯枉過正，如“剝削有功”、“剝削越多越好”，聽起來確實刺耳，但總的精神是符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的。毛澤東認為講得很好，個別言辭不一定準確，可以推敲，毛主席強調我黨的民族資產階級的方針政策為十六個字，即“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劉少奇對毛主席的指示極為重視，說，主席這樣提，當然好，講得很全面，今后照此闡述。

　　劉少奇結束天津之行后，于5月中旬回到北京。他立即召集中央機關高級干部談了自己關于穩住資本家發展生產的意見，希望大家以此為原則大膽地向資本家和工人宣傳。他說，最近我去了天津，資本家非常高興，有些工人或許不那么高興，但是沒有關系，我是真誠地為工人打算的，他們將來會看到這一點。

　　劉少奇的“天津講話”，得到了中央的肯定。然而，“文革”中，“天津講話”讓劉少奇罹禍，造成反派給劉少奇的“定性”是“鼓吹剝削有功”、“發展資本主義”。

　　(文/艷兒 摘自《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