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在中國，教師是一個道德色彩極為濃重的特殊人群，社會對他們的評價體系很大程度建構在道德的框架內。而由于當前幾乎沒有什么專門用以規范教師職業行為的法律，所以，當一些教師將道德賦予自己的權力無限濫用時，社會似乎還沒有心理準備

　　記者/李徑宇 韓福東

　　王艷麗終于還是上了老師的床。

　　老師今年44歲了。王艷麗怎么也喜歡不起他來，甚至有一種厭惡的感覺。但是，當面對保送研究生的競爭時，她終于來到了對她早有所“暗示”的老師家里。

　　王艷麗是一個化名。當她的一位同學向記者說起這件事時，語氣平靜。

　　王艷麗是梅尼拉的中國翻版。在南非作家J·M·庫切(2003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代表作《恥》里，梅尼拉被其老師勾引上床。庫切認為：在師生關系中，教師因其年齡、學識、地位、經歷，一般總是處于強勢的地位，是握有權力的一方，而學生則處于弱勢。小說中，老師盧里私自改動梅尼拉的缺課記錄和考試成績(梅尼拉沒參加考試，但盧里給了她70分的成績)，明顯是在濫用權力。而他對梅尼拉的勾引，完全是利用自己的強勢力量，越過了師生界線。

　　庫切將盧里的行為稱為“Gronus”，翻譯成中文就是“僭越”的意思，表現為對約定關系的破壞和對自己權力的濫用。

　　許多接受采訪的學生都對中國《新聞周刊》這樣說，老師，特別是高校老師們的權力，足以改變學生們一輩子的命運。

　　一個不容回避的前提是，目前，中國社會在評價教師究竟有什么樣的權力時，還主要從教師所肩負的社會責任來衡量，而沒有將教師放在職業化的框架里去考量。

　　也許正是由于對教師的權力沒有一個明確的法律和科學界定，在中國的一些校園里，教師的權力正在出現異化和濫用的苗頭，甚至出現了嚴重的“教師越軌”現象。

　　腐敗教師

　　在以前，中國的教師們被貶稱為“臭老九”，但今天，隨著國家對知識分子政策的變化和社會對知識的渴求，教師們的日子好過了許多。盡管如此，像哈爾濱醫科大學教師呂國輝一樣謀求“好日子”的方式，卻令人吃驚。

　　2003年11月10日，呂國輝被哈爾濱市南崗區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經調查證實，在2002年1月和11月間，呂國輝先后兩次共收受了學生20100元賄賂。呂國輝對給了錢的學生的“回報”是，讓他們的考試全部合格。

　　呂國輝的受賄行為并不隱蔽，處于一種半公開化的狀態，給呂國輝好處費的400余名學生，絕大部分他也不認識。用他自己的話說，“既然你們(指學生)想這樣做，我就照顧你們。”

　　在本刊記者進行調查時，發現了這樣一個細節，當時行賄的學生班長給呂送去了4100元，說是兩個班同學的，每人50元。呂一想，兩個班有100人，應有5000元，就找到學生班長，“很嚴肅地”對他們說：你們說實話，是不是從中截留了錢？”后來，學生班長把扣下的1000元錢補上后，他滿意地說：“你工作做得很好。”

　　據記者了解，在哈醫大，當行賄的“潛規則”得以確立之后，不順從者就會感到壓力。2001級臨床醫學系的學生賈宇鵬，原本沒交錢給呂國輝，但后來，還是在同學的勸說下補交了50元。“同學們對我說，都給了，就你們五六個人沒給，小心呂國輝給你壓分。我想也不差這50元錢，如果不給到時給抓住(不及格)就不好了。”賈宇鵬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

　　呂國輝的“事跡”或許是當今教師中比較“特立獨行”的。在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一些教師委屈地說，普通教師哪有什么腐敗的權力？但同時，他們也承認，自己會經常收到來自學生和家長們的禮品。他們反問記者：“這也算腐敗嗎？”

　　一些教師們確實把禮品當作了學生們的分內之禮，就像古時孔丘收受學生們的臘肉一樣。但是，許多學生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們送禮，有時是出于禮節，但也有一部分是為好分數，或為好座位，或為能被推薦為模范，或為保送研究生，或為謀個學生干部等等，送禮是有交換條件的，并且，他們的交換條件通常會向老師委婉地表達出來。

　　一個被忽略了的事實是，該繳的學費，學生都交學校了。而老師們該領的俸祿也都一分不少地領了。今天的師生關系早已不再是孔夫子時代。學生和老師之間并不存在經濟契約關系。另外，有著明確交換企圖的送禮，嚴重干擾了學校里學生間的公平競爭，這種送禮不是腐敗，是什么呢？

　　除了經濟腐敗外，讓人更為不安的是，近兩年，高校老師的學術腐敗事件不時被發現。他們被人稱為學術界的“岳不群”(金庸小說《笑傲江湖》中的人物)——道貌岸然，門徒眾多，沽名釣譽。2002年就發生了兩起類似事件。一起是北大教授王銘銘剽竊事件，另一件是東南大學校長和其弟子共同署名的論文被指控有抄襲行為。

　　職稱評定、取得博士碩士學位，都必須有學術論文在省級以上的雜志刊物上發表兩到三篇。而一個博士導師的成就，往往取決于他是否能爭取到國家或部門的學術基金，他的論文在國際學術權威刊物SCI索引上被引用的數量、次數。

　　正因為此，有些教師就挖空心思地剽竊國外的學術論文，以蒙混過關。有的干脆直接將自己的大名署在自己學生的論文上，這同樣涉及到教師的權力問題。教授名氣大關系廣，發表論文容易，長此以來，教授和學生之間就達成了某種交易的默契。

　　對此，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楊玉圣指出，學術界的腐敗，現在已經不是“是”或者“不是”的問題，而是“已經嚴重到什么程度”的問題。

　　禽獸教師

　　天地君親師，師如父。

　　在中國傳統道德觀里，老師經常被比做父親。最近幾年，人們經常看到的卻是，各地校園里不斷上演老師強暴和猥褻女生的事件。

　　吉林省通化市一名小學教師栗鋒就是其中一例。在1999年至2002年間，他多次猥褻、強奸班上19名未滿14周歲的女生，其中9名學生被強奸。栗鋒常利用的就是自己作為班主任的權力，他以補課為名，將個別女生留在學校，進行猥褻或奸淫。即使在學生上課期間，他也能經常把某個女生單獨叫到水房去，摟抱、撫摸，或強行扒女生的衣服。而受辱女生在長達4年的時間里，由于年齡太小，更因為懾于班主任老師的淫威，均不敢聲張。

　　值得注意的是，每起類似事件幾乎都是在教師作惡好長時間后才被人發現，而且，多半不是受害學生主動承認的。

　　教育學者孫云曉指出，中國政府在1991年簽署了聯合國的《兒童權利公約》，但我們的一些老師由于缺乏法律意識，使得學生的權利常常受到侵害。

　　暴力教師

　　中國有句俗語：棍棒底下出狀元。每次開家長會時，就會有一些家長握著老師的手說：“我把孩子交給你了，麻煩你多費心，他(她)不聽話，就打。只要他(她)能好好學習。”

　　近幾年，家長們意識到打孩子畢竟是弊大于利，不再鼓勵老師打學生，而中國的教育專家們也公開反對老師打學生。

　　盡管如此，老師打學生的事件還是層出不窮。而且，打的手法千奇百怪，打的力度聳人聽聞。他們所遵循的是“限其自由、令其懼怕、傷其體膚、挫其自信”的教育法。

　　山西省永濟市虞鄉鎮北梯中學教師李明特別喜歡打學生。該校初二年級42班學生趙超，就死在了他拳下。2001年12月28日晚21時左右，正在上晚自習的趙超和同學一起上伙房喝完水，又看了會兒電視才回到教室，被班主任老師李明發現。李先是狠狠地給了趙超幾耳光，然后抓起趙超的頭發，當胸就是一拳，將剛滿15歲的趙超打死。

　　李明打學生出了名。有一次，他發現學生們違反學校規定在操場上踢球，于是抓住所有在操場上的30幾名學生，不管有沒有踢球，全部對撞腦袋。

　　問題在于，學生們對暴力教師的忍氣吞聲。在李明任教的6年間，絕大多數被打的學生，都不曾向學校報告，甚至連家長也瞞著。

　　學生為什么怕老師，僅僅是怕老師的暴力嗎？顯然不是。在采訪中，有家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老師打學生，對被打者來說，是很丟人的事。但是，老師打學生通常被當成他們作為老師的權力，而且，學生們也默認了這種權力，所以，沒有人愿意公然反抗。”

　　盡管，教育部門一再強調“暴力教育”的危害性，但是，老師打學生事件在今日的中國依然并不鮮見——2000年11月，云南玉溪市北城鎮夏井小學四年級學生被老師勒令吃蒼蠅；2002年3月，山西宏昌學校的一名老師讓學生用板子自己打手506下，直至手腫脹得難以握住；2003年4月，成都市12歲的新都四中初一(3)班學生小強(化名)課堂上突然尿急，就把尿撒在了飲料瓶里，他的班主任梁老師竟然逼他喝尿。小強不喝，梁老師便把一瓶尿向小強兜頭淋了下去……

　　獨裁教師

　　學生放一個屁，老師就要罰他5元錢。這可能是目前世界上第一個給屁明碼標價的老師。這個老師是北京市平谷區金海湖鎮胡莊小學的大隊輔導員。

　　據說，2003年春季，大隊輔導員在出臺這一“政策”前，曾和一些校內干部一起討論過。顯然，這位輔導員不清楚，教師是不具有隨意罰款的權力的。

　　教師的權力是國家教育部賦予的，教育部禁止的事情，教師們就不能做，如果做了就是違反規定甚至違法。但事實上，一些教師對教育部三令五申置若罔聞，在處置學生時，隨意性很大，全憑自己的經驗和心情，方式粗暴簡單，是典型的“獨裁教師”。

　　2002年1月，山西省平遙縣的一位老師，因為發現墻上貼有說她壞話的“小紙條”，于是，開始大舉查處此事。但學生們沒有人愿意為此事負責。這位老師就停了課，讓全班同學選舉重大“嫌疑人”，恰巧，某個平日調皮的男生“光榮當選”。盛怒之下，這位老師將此學生打成了“耳膜穿孔”。但當這個學生住進醫院后，同樣筆跡的罵老師的小紙條又出現了。

　　此事發生后，教育學者們在憤慨之余指出，打學生的行為放在一邊姑且不說，而讓學生們選舉“壞孩子”的行為更加惡劣，可見，這位老師懷有嚴重的“獨裁者”心態，是教育的傲慢與偏見。

　　事實上，懷有獨裁心態的老師并不少見。不久前，陜西省咸陽市某中學就出現用投票方式來評定“差生”的事。此事曝光后，一些其他學校的學生向中國《新聞周刊》反映，他們的老師也經常不定期地選舉“差生”。

　　在調查中，一些學生認為，獨裁教師的特征還表現在：憑一己的好惡任命班干部和指定模范；隨意延長、縮短上課時間或占用節假日；批改學生的日記；公開表示懷疑學生的能力，考試時總是將學生預設為“作弊嫌疑人”而采取極端嚴厲的監考和懲罰規定，等等。

　　“老板”教師

　　從上世紀90年代起，許多教師意識到自己的價值后，便“曲折下海”。突出表現為四處講學，對任何事情似乎都很有研究，以至于給自己贏得了“知道分子”的名聲。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各地的高校開始流行“研修班”，“博修班”等等。這些學習班往往不用入學考試，但是需交納昂貴的學費。學員往往是司局級干部、大老板。辦這樣的班，目的很明確：你出錢，我給你學歷甚至是學位。據說，學費很大部分被辦班的老師賺取。“我個人認為這是腐敗。”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楊玉圣說。

　　除辦各種班外班外，許多教授儼然以大老板自居，將課題和生意分解給自己的學生去做，自己坐收名利。學生成了老師的廉價勞動力，有的甚至是“無償服務”。為了討好導師，一些研究生竟連自己的專業主修課都來不及學習。

　　北京某高校新聞系研究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自己已經上了兩年的研究生，所做的事只是幫導師出了兩本書。

　　通常情況下，導師會寫一個大概的提綱，然后將各章節分解給屬下的幾個學生，讓他們去做。包括書中所需的市場調查數據，都是讓學生花了半個月調查出來的。接下來，書出來后，作者當然是導師，幾位辛苦大半年的學生成了無名英雄。

　　一位建筑系的研究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的導師經常被公司請去搞設計。由于生意太多，忙不過來，所以，每次導師都會讓學生們去完成其中的一大半工作。這期間，學生們若有一些好的構思，經常被導師不客氣地“拿走”。當然，導師會象征性地給他們一些錢。

　　許多研究生也想反抗，但因為導師掌握著自己的生殺大權，所以，只好忍氣吞聲。

　　按理說，西方發達國家的導師與研究生之間也存在雇傭關系，但是，學生所付出的勞動通常會得到等價報酬。而在中國，由于導師的權力沒有法律來明確規范，導師隨意對研究生進行的剝削也沒辦法干涉。

　　“老師都快成商人了，我們成了他的犧牲品。”武漢的一名碩士研究生說，“我很失望”。

　　這名研究生說，導師見他第一面時就問：“你父親是干什么的？”不久，導師就拜托這名學生的父親去疏通某項工程的關系。

　　結語

　　當一些教師的越軌行為越來越“蔚然成風”時，我們看到，與此同時，學生們處在了一個差強人意的教育環境里。這樣一組數字或許與“越軌教師”們難脫干系：衛生部2002年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座談會公布的調查統計顯示，我國兒童、青少年行為有問題的比例為12.97%，有焦慮不安、恐怖和抑郁情緒等問題的大學生占學生總數的16%以上，而世界衛生組織的調查顯示，只有不足1/5的患者得到了適宜的治療。

　　教育，不是知識的增長，而是心智的成長。當很多孩子的心智不健康時，教育就是失敗的。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2003年第4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