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埋頭給經濟指標“降溫”，并期待廬山會議能夠糾“左”的周恩來，也不得不騰出相當的精力來關注“反右”。

　　7月26日上午，周恩來召集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開會說：“廬山會議的嚴峻形勢，是突然發生的，連我也沒有料到的。既然發生了，就有個戰略和戰術的問題，也就是政治方向和工作態度問題。”他說：“政治方向上，我們不能動搖和否定黨的總路線，這是第一位的問題。我們在戰略上要藐視敵人，藐視右派，要跟他們斗爭，還要跟黨內右傾思想斗爭，我們相信能夠解決這個困難。”

　　他強調：“在工作中就應該采取積極態度，不是說空話，而是面對鐵的事實，然后找出辦法來解決，不能這樣疲疲沓沓、松松懈懈地過去。武昌會議大家看出來了，高指標不行。但拿基本建設來說，我跟幾個部長交換意見，到最后都承認還是在今年3000萬噸、明年5000萬噸、1961年8000萬噸鋼的基本建設攤子上削一點，不是從戰略上重新設想、布局。……這次廬山會議還不把這個問題講清楚的話，到年底就會出現更多的不平衡的現象，各種失調的現象。”

　　下午繼續開會，他說必須堅持兩點，“一點是在政治上維護總路線，另一點是實事求是地抓工作。這兩點一個是政治方向，一個是工作態度。我們一定要注意，我們正是擁護總路線，我們就應該采取積極的態度來解決一些問題。”

　　周恩來召集國務院計委、經委、建委負責人開會，要求大家“一邊落實，一邊反右。落實是落在可靠的基礎上，還要鼓足干勁。”

　　周恩來的這些講話，很能體現他在兩難處境中的矛盾心態。 他一邊反右，一邊做那些很可能被認為是“右”的諸如削減基建、降低指標的工作。不反右不行，不務實也不行。如果說廬山會議前期周恩來面臨的兩難處境，主要是既要糾“左”又要維護毛澤東；那么，后階段他又面臨新的兩難，即既要反右又要實事求是地抓工作。

　　眼看著批判彭德懷越來越厲害，周恩來的心情十分沉重。他曾對黃克誠不無惋惜地說：“你來晚了一步。如果你在7月14日以前上廬山，彭總那封信就不會拿出來了。”他在發言中除了批評彭德懷等人的表現“欠妥”、“不慎重”之外，還講了自己的責任，“沒有將工作做好，致使彭德懷同志過問此事，釀成今日的錯誤。”

　　7月26日，周恩來對各部委負責人講話時說：“會議形勢的發展，事前我也無思想準備。也許有人感覺到‘山雨欲來風滿樓’；許多人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四個星期會議的發展，大家慢慢懂得了。不是簡單的經驗總結，而發現是方向問題，是一場政治斗爭。……彭總的信是右的代表。”

　　7月31日至8月1日，毛澤東在自己的住處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批判彭德懷。兩天的會議中午都沒休息，吃工作人員送來的包子充饑。參加會議的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彭德懷、彭真、賀龍；旁聽的有黃克誠、周小舟、周惠、李銳等。毛澤東說：“講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你主要是向著中央領導機關……其實講這個，鋒芒是攻擊中央。你不承認，也可能承認。我們認為你是反中央，信是準備發表的，以爭取群眾，組織隊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黨和世界。就是說你這個人有野心，歷來有野心。”

　　在會上，周恩來講話很少，只是在插話中，批評彭德懷“驕傲”、“犯上”，不同意彭講的“馴服”就是沒有“骨頭”的觀點。而7月17日剛剛上山的林彪在發言中措辭激烈，說彭德懷有“野心”，并指責他的那封信是有準備、有組織、有目的的活動，是反黨中央、反總路線、反毛澤東的活動，是一個綱領性的東西。林彪的“這個發言很不善，以后成了定性的基調”。(《黃克誠自述》)

　　面對林彪的不實之詞，彭德懷據理力爭，但招來的是更猛烈的炮火，以致說他組織反黨集團、“軍事俱樂部”。

　　毛澤東以后又在一個材料上批示：“廬山出現的這一場斗爭，是一場階級斗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生死斗爭的繼續。”

　　1959年8月16日，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作全面檢查，彭德懷承認自己是“老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也是魏延式、納吉式的人物”。他在“自述”中說，面對這樣局勢“我只能毀滅自己”了。隨即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通過了《關于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8月17日毛澤東主持了中央工作會議，宣布撤銷彭德懷的國防部長、中央軍委委員職務；撤銷黃克誠的國防部副部長、總參謀長、中央軍委委員和秘書長職務；撤銷張聞天的外交部副部長職務；撤銷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職務。

　　同一天，周恩來召集大區負責人會議，布置廬山會議結束后的工作，要求回去以后與中央密切配合，“在反右鼓干勁的精神鼓舞下，保證各種指標能夠完成或接近完成”。如果說廬山會議前期反“左”曾鼓舞了人們的情緒，使大家看到了希望；那么，轉為反右后便使得糾偏務實工作舉步維艱，積極性受到很大挫傷，何來“干勁”和“精神鼓舞”？——這是周恩來在兩難處境中說出的言不由衷的話。他的矛盾心理可見一斑。

　　其實周恩來始終處于矛盾中，他同意彭德懷的主要觀點，又違心地批判他；他同情這位幾十年的戰友的不幸遭遇，又硬著頭皮通過對他的處理決定。當年在他身邊的秘書李巖說：“我們看到總理的心情非常沉重，憂心忡忡，很少發表意見。”

　　廬山會議后，黨內外在一片“反右”氣氛籠罩下，急躁冒進再一次抬頭，各地的指標不僅沒有降下來，反而出現了新一輪的“躍進”風潮。舊的困難沒有消除，又增加了新的困難。階級斗爭的理論與實踐也從此升級。廬山這場斗爭“在政治上使黨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直接導致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上的長期混亂。周恩來在廬山處于被動尷尬的地位。在這種處境下，他憂心如焚，顧慮重重，內心常常充滿矛盾。他難以忍受一些過頭的做法和違反經濟規律的事，但又不便在公開場合提出不同意見。他惟一能做到的，就是根據實際情況，把毛澤東和中央做出的這些決定加以變通，盡量減少損失，而“變通”起來往往是力不從心，困難多多。特別是“投鼠忌器”，他在盡最大可能消除“大躍進”消極影響的時候，還必須顧及到毛澤東的形象不受影響；他在反右傾保守的時候，還要考慮務實，擠去虛高的水份。他就是在這些矛盾的夾縫中周旋著，在兩難處境中游走著。實踐證明，廬山會議以后的歷史雖然沒有因為周恩來當時的努力而改寫，但在經濟上卻把因批右造成的損害減小到了最低程度。周恩來功不可沒！

　　在會上，周恩來雖然講了一些違心的話，但廬山作證，周恩來在艱難的處境下，盡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曾再三提議，會后由周恩來負責抓一下1959年的計劃、生產和建設問題。而這時離年底只有4個月了，再加上必須面對的蘇聯的指責和中印邊界武裝沖突，真是困難重重。但是，“對困難，我從來沒有投降過。”周恩來是這樣表的態。他承受著各方面的巨大壓力，竭盡全力維系中國的建設事業。(來源：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主辦—河北黨史網 于繼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