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對彭德懷的信持肯定態度，但在會上又不得不違心地對他提出批評

　　廬山的平靜終于在這一天被打破。彭德懷的信成了這場風暴的導火索。

　　1959年7月23日，8點20分，毛澤東來到廬山交際處直屬招待所參加第二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他在主席臺就座后看到了會場內坐在最后一排的彭德懷。

　　他一坐下便開了火：“你們講了那么多，允許我講個把鐘頭，可以不可以呀？吃了三次安眠藥，睡不著覺，想講幾句。”這是毛澤東講話特有的方式。

　　“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不那么多。說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吧，我看不能那樣說。有一點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確是狂熱，無非是想多一點，快一點……河南人、河北人創造了真理，有了羅斯福說的‘免于貧困的自由’，想早點搞共產主義。對這種熱情如何看法？總不能說全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吧。”

　　他在指出黨的歷史上有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和高饒“四條路線”后，說：“現在又是一條路線。站不穩，扭秧歌，現在又表現出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悲觀性。他們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的邊緣去了，距右派僅有30公里，相當危險。”

　　“我勸另一部分同志，在這樣的緊急關頭，不要動搖。據我觀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動搖的。他們也說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都是正確的，但要看講話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邊，向哪一方面講。這部分人是第二種人，‘基本正確，部分不正確’的這一類人，但有些動搖。有些人在關鍵時刻是動搖的，在歷史的大風浪中不堅定。”

　　明眼人一聽，這“第二種人”顯然不只是說彭德懷。在場的周恩來立刻緊張起來。他聽出毛澤東話中有話：

　　“我勸一部分同志，講話的方向問題要注意。講話的內容我看基本正確，部分不妥。要別人堅定，首先自己要堅定；要別人不動搖，首先自己不動搖。這又是一次教訓。這些同志，據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間派，不是左派。我所謂方向，是因為一些人碰了釘子，頭破血流，憂心如焚，站不住腳；動搖了，站到中間去了。究竟是中間偏左偏右，還要分析。”

　　毛澤東的這些話在引起與會者極大震動的同時，也深深地刺激著周恩來。

　　毛澤東也作了自我批評，他說：“1958年、1959年主要責任在我身上，過去說別人，現在別人說我，應該說我。過去說周恩來、陳云同志，現在應該說我，實在一大堆事沒管。”周恩來是顧全大局的人，也是一個絕頂睿智的人，他知道，這次廬山會議雖然毛澤東決定反“左”，也有限度地作些自我批評，但他內心深處卻有著某種不平衡和一個“結”——始終對幾年前的“反冒進”耿耿于懷，所以一有機會便點一下。今天他表面上是在表揚周恩來吸取了“反冒進”的教訓，這次“站住腳”了，沒和彭德懷攪在一起，但實際是在警告他不要像彭德懷那樣再搞“反冒進”。周恩來已聽出這弦外之音，所以他一言不發。所有的人都感到了緊張，感到廬山會議的風向在變。彭德懷更是出乎意料，他在“自述”中說：“自主席批判了我那封信以后，會議的空氣就變了，我的情緒也是緊張的。”

　　當天下午，周恩來召集幾位副總理談話，彭德懷也參加了這次談話，周恩來說：“目前的情況有些緊張，要想辦法解決得好，為什么出現這個情況，這是大躍進中的緊張，勝利中的困難，出現這些困難的原因，主客觀都有，指標太高，超過了實際可能，綜合平衡沒有做好。”“要鼓氣，但要把虛氣去掉，鼓氣必須跟落實同時并進。干勁必須落實，才是腳踏實地的干勁。”“主席要求綜合平衡，但是比例關系失調；主席要求留有余地，但這個本子(注：指冶金部關于生產安排的報告)沒有留有余地，把一切都打得滿滿的。這樣調整的結果，一定要有一部分廠血淋淋地下來，那沒辦法……非當機立斷不可。”這說明，周恩來在得知毛澤東又要反右的情況下，還是盡己所能糾“左”。

　　彭德懷也參加了這次談話，聽到了周恩來這些與自己類似的觀點。

　　彭德懷問：“這些情況為什么不到會上講一講呢？”

　　周恩來回答：“開始就講這些困難，像訴苦會了，誤會成泄氣不好。”

　　接著說：“這是方法，不是一九五六年犯了反冒進的錯誤嗎？當時是沖口而出的，沒有準備好，跑到二中全會講了那么一通。應當謹慎，吸取教訓。”由此看出，周恩來是贊同彭德懷的信的內容的，只是勸他注意方式，要謹慎。

　　廬山會議不僅改變了一個或幾個人的命運，而且至深至遠地改變了中國的歷史發展進程。

　　面對突變的政治風云，許多人再也沒有心思欣賞廬山美景，“神仙會”變成了批判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