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廬山會議，本來是要反“左”，討論和糾正“大躍進”以來積累的諸多問題。但由于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使得會議陡然改變了方向。處于政治漩渦中心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既要按照毛澤東的意圖反右，又要遵循客觀規律務實；既要糾正“大躍進”帶來的負面影響，又要維護好毛澤東的威望，這就構成了一些不可回避的兩難處境。周恩來頂著巨大壓力，既小心謹慎，又敢于負責，將國民經濟盡可能納入正常發展的軌道。

　　亂云飛渡的廬山，見證了這艱苦卓絕的一幕。

　　周恩來懷著高興的心情上了廬山，在會上，他抓住機會全力糾偏務實

　　1958年的“大躍進”盡管轟轟烈烈，熱火朝天，但違反經濟規律的做法很快受到懲罰，帶來的種種問題開始暴露。

　　周恩來、劉少奇等中央一線領導人顯得憂心忡忡，而毛澤東對“大躍進”中的一些問題也開始有了覺察和糾正。

　　1959年6月13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他和周恩來、李富春都持有一致的意見，認為“大躍進”的主要問題，就是對綜合平衡、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國民經濟重視不夠。毛澤東說：“不曉得講了多少年的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就是不注意，橫直是一樣，就是高爐、平爐、小高爐、小轉爐，各個工業部門的聯系，重、輕、農的聯系，就沒有顧到……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釘子，沒有經驗，總是不會轉彎。”毛澤東實際上講他自己也是碰了釘子才轉彎的。為了促進這種共同的“轉彎”，進一步廓清“大躍進”以來的問題，毛澤東提議召開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把核心人物統統召集到他一直想去的江西廬山。

　　廬山會議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提出的。

　　1959年6月29日，毛澤東在從漢口到九江的輪船上，確定了廬山會議將要討論的包括讀書、形勢、任務、體制、食堂等19個問題。此前他在長沙與還在北京的周恩來通了電話，兩人都感到現在人們的頭腦發熱，應該先冷靜下來讀點書。毛澤東在電話中說，這次會議不要搞得太緊張，要適當注意休息。他還就會議討論的問題告訴周恩來，在周的建議下又增加了一個“國際問題”。這19個問題都是從總結經驗教訓的目的出發提出來的。

　　6月28日，周恩來到達武昌，隨后乘客輪至九江。7月1日上了廬山。

　　對廬山會議，周恩來是抱著很大希望和興奮的心情參加的。此前，在大躍進當中，因他提出反冒進，受到毛澤東多次公開嚴厲的批評，以至周恩來不得不向中央提出自己是否適合繼續擔任總理的問題。可以說，從大躍進開始，周恩來內心是在異常苦悶和矛盾中度過的。在他想辭去總理一年后，事情出現轉機，毛澤東主動提出要在廬山“降溫”和反“左”，怎不令人高興呢！

　　他后來談到參加廬山會議的心情時，是這樣說的：“那時候，是本著一年來黨的總路線的執行情況，躍進了一年，大家都很忙，找到廬山來，把經驗總結總結。主席說了，也帶一點休息的意思。這一年的大躍進成績偉大。有些問題，在逐步解決，已經解決了不少，剩下的還在解決中，在認識上前途是光明的。是這樣的心情，這樣的意思上山的。”

　　當時周恩來的心情的確不錯，對廬山會議抱有很大的信心，曾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回憶說:“上山前，總理約我們在廬山開完會去他家做客……可是會議結束后，這個提議當然不可能了。”

　　巍峨的廬山紫云繚繞，神秘莫測。

　　毛澤東7月1日從南麓登上廬山，便抒發了他的豪邁詩情:“一山飛峙大江邊，躍上蔥蘢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熱風吹雨灑江天……”此次廬山會議，毛澤東就下榻在蔣介石和宋美齡曾經住過的“美廬”別墅，他一進來便風趣地說了一聲“蔣委員長，我來了！”看起來他的心情不錯，對前來看望的江渭清、聶榮臻、曾希圣等人說：“好吧，進屋來談吧！你們把形勢和問題，都一塊兒說說，這次中央擴大會議上，主要是反‘左’的問題，不要怕右。”

　　7月2日，會議第一天，毛澤東便說：“這次會議的主題是反“左”，反瞎指揮，反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就是沒有搞好綜合平衡，這是經濟工作中的根本問題。”

　　會議按毛澤東定下的基調，從7月3日開始，分6個大區分組討論。主要是圍繞形勢和任務，大家暢所欲言，各抒己見，有的還對“大躍進”以來的問題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但氣氛很好。白天學習討論，晚上聽戲、跳舞或看電影。正如薄一波說的“會議開得輕松愉快，人們稱之為‘神仙會’”。

　　作為總理，周恩來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把側重點放在了糾“左”務實上。但是在一些“度”的問題上，又很難把握，所以他感到左右為難。怎么辦呢？

　　他首先巧妙地“借雞下蛋”。會議第二天，他受留守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薄一波之托，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建議將國家經委黨組提交的《關于當前工業生產中急待解決的幾個問題向中央的報告》分送與會各同志參考。這份報告強調：“大躍進以來所出現的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以及工業內部比例關系的某些失調現象也是嚴重的，低估這方面也是危險的。”為此報告提出了一系列調整、鞏固的措施。

　　同一天，周恩來還建議毛澤東，將6月5日浙江省一生產隊長寫給毛澤東的一封信印發給了政治局到會人員。信中反映的是農村存在的不實事求是、不因地制宜、不講真話、搞浮夸、瞎指揮等惡劣作風，呼吁“中央該管一管了，大躍進該剎一剎了”。這封信為廬山反“左”開了個好頭。

　　其次，他不在理論上評論“大躍進”的是非，而是用事實和數字說話。所以他的方法既策略又謹慎。7月6日，他在聽取了華東、西南、華南、中南、華北等協作區主任柯慶施、李井泉、陶鑄、王任重、林鐵等人的匯報后說：“主要是計劃指標偏高，基建規模偏大，造成國民經濟比例失調。今年下半年的任務是在指標落實后好好安排，爭取完成計劃。”7月16日他出席各協作區主任會議時說：“在躍進的基礎上，尋找新的平衡，不會右傾，不是機會主義。躍進速度不可能每年都一樣高，但五年平均起來是很高的。鋼的生產，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年平均增長31%，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年平均增長35%，問題是一個一個發現的。”

　　他說：“因為摸問題，就發現了一些問題。”一個突出問題是1959年上半年出現了財政赤字，這是他在毛澤東處談話時才了解到，是李先念匯報的。于是他連續3天召開財政問題座談會，仔細算賬，研究情況和措施。劉少奇說：“略有赤字，一年不要緊，如果今年繼續有赤字，而且數目還大，那就不應該了。”周恩來說：“我們現在看出這個問題，就應該抓住解決，如果現在還不解決，那就是我們的責任了。”

　　周恩來隨后提出算賬、收權、歸口等5條解決辦法，責成李先念、習仲勛等人具體負責落實。他舉一反三，從財政部門反映出來的問題聯想到其他經濟部門存在的問題，還討論了工業、基建等問題，他在總結講話中指出：“差不多半年的時間，我們綜合平衡的工作做得不好，存在的問題比我們想得還更多。今天說一點個人意見，就是沒有安排好，一千八(萬噸鋼)也好，一千六百五(萬噸鋼)也好，總得有個安排。這個安排就是主席說的綜合平衡。舊的平衡打破了，在大躍進的基礎上，新的平衡需要逐步建立，一放松就會出失調的現象。”針對清理基建項目，周恩來說：“采取斷然措施，堅決砍掉，不要怕得罪人。”

　　會議按照預先的安排，除了統一思想，還采取切實的措施，糾正“大躍進”以來積累起來的許多實際問題。譚震林當時評價這幾天的會議說：“把經濟關鍵問題都清清楚楚擺出來了，這樣問題就解決了一大半了。這幾天算賬很重要，很有好處。總理把這個問題再講一遍，很有必要。”

　　在這階段的會議中，整個來說，反“左”糾偏的呼聲比較強烈。但也出現了不同聲音。如有的人就提出：不能認為“大躍進”破壞了按比例發展的客觀規律，那種認為指標越低越能落實的說法，實際上是以“落實”掩蓋保守思想。甚至還有人直接指責周恩來，說落實指標就是泄氣，是散布悲觀情緒。

　　所以實際上廬山會議一開始，周恩來就面臨著許多矛盾難題。顯然，“大躍進”以來膨脹的指標不降低是不行的，不降低就根本無法實現；但降低也不那么容易，你一說調整便有人放冷箭。這就迫使周恩來不得不在務實的同時還要小心地加以解釋和說明，他在7月21日開會時針對“泄氣”說：“我看不是。落實指標就是要把到底躍進多少回答一下。我只是把問題擺出來，并不是散布悲觀情緒。我這個人這一點還有一點干勁吧？總是想搞好吧？我盡管犯過保守主義的錯誤，但是，你總是要搞好。現在是機不可失，時不再來。”7月23日，他又在會議上強調擺問題是為了解決問題，他說：“我希望把落實跟泄氣兩件事區別一下，不要說數字稍微降低一點就是泄氣……只靠干勁，只能沖出一點來，干勁必須落實。”

　　周恩來硬是頂著“保守思想”的無端指責，一邊檢討，一邊埋頭做他想做的事情。只要能把指標落到實處就行，至于說自己什么無關緊要。他的高明之處在于，不直接回擊那些對于個人的指責，不正面評價“大躍進”的得失，不過多糾纏思想和理論的是非，不刺激一些敏感的話題；而是用來自基層和部門反映上來的事實，來說明“大躍進”帶來的虛夸指標、財政赤字、比例失調等嚴重后果，然后采取果斷措施調整和補救。這體現了他作為一個成熟政治家和實干家的處事原則和藝術。

　　事實證明，周恩來當時采取的態度和做法是明智的。而彭德懷采取的態度和做法就顯得激烈。他7天時間里在西北組發言7次，許多話據說連負責記錄的秘書們都“手指發抖”。他說：“要找經濟教訓，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責任。人人有責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澤東同志在內。‘1070’(注：毛澤東提出1958年鋼產量要達到1070萬噸，2年內超過英國)是毛主席決定的，難道他沒責任？上海會議他作了批評，說他自己腦子也熱了一下。”“政治與經濟各有不同的性質，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經濟工作。毛主席與黨在中國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濫用這種威信是不行的。”“我們黨內總是‘左’的，難以糾正，右的比較好糾正；‘左’的一來，壓倒一切，許多人不敢講話。” 鄧小平后來評論說：“彭老總的寫信、說話，特別是說話，確有不妥當的地方。”胡喬木也說：“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用那樣一種態度提意見，確有不妥之處。當面心平氣和地講，不用賭氣，情況也許不同一些。”

　　毛澤東對這些發言并沒有什么激烈的反應。7月10日，毛澤東召集各組組長開會，針對前一階段會議的情況，只是指出需要統一思想，他說：“對形勢的認識不一致，就不能團結。要黨內團結，首先要統一思想。”他認為，“有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幫助他們認識，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要向他們說明，從具體事實來說，確實有些得不償失的事，但總的來說，不能說得不償失。取得經驗總是要付學費的。”毛澤東將形勢概括為：“成績是偉大的，問題是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