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工“造反”

　　DNS里的8個中國女工個個經歷坎坷，她們中間有不少人都是從約旦、毛里求斯等地的制衣廠里打完工以后又來到日本的，所以，加班加點的辛苦對于她們來說并非難以忍受。但是，常年海外打工的經歷，讓她們對于工錢的計算非常精細，每個月詳細的工資明細單她們都會向老板索要，工資單里總會有各種名目的稅金被扣除，這比加班加點更讓女工們耿耿于懷。

　　在沈曉梅紀錄的賬單上，最多的一個月，她被扣除了2萬多元稅金和其他費用，對于這些稅金的計算方式，老板一直都沒有解釋清楚。“我們也不敢問，因為協議書里寫了，不能夠隨意打聽老板的事情。”李紅慧說，大家都擔心被辭退，就沒有人出面問清楚，可是，她一直都把這些賬單保存下來。“我跟沈曉梅和繆秀琴商量好了，走之前，一定要把稅金的事情問清楚，為什么扣了我們這么多錢？”

　　一直到2007年1月1日，日本過新年的日子，中山貴史帶著8名女工到福山市政府辦理居留證手續，在市政府的大廳里，負責簽證的工作人員桌子上放著一張中文字樣的廣告單，上邊寫著：如果你在日本國遇到什么煩惱，請撥打電話××××××。李紅慧盯著看了半天，卻不敢動手抄下來，直到中山貴史出去上洗手間，負責簽證的職員看出了她的心思，把電話抄給了她。

　　回到宿舍后，李紅慧打通了抄來的電話號碼，對方稱自己是市政府雇傭的“外國人鄉談員”，是北京人，來日本已經10年，日本名為細谷雪子。聽了李紅慧的遭遇和疑惑后，細谷雪子很震驚：“這是奴隸般的強迫勞動，在日本怎么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呢？”她說，中山家的做法是違法的，這些話給了李紅慧很大的鼓舞，并約好到福山市見面把事情說清楚。

　　可是，新年過完之后，每天都要加班，李紅慧一直找不到機會出門。一直到4月26日，因為上廁所時間過久，李紅慧又一次跟中山貴史發生了沖突。沖突之后，她就跑去福山市政府，找到了細谷雪子。“只要有證據，一定會為你們討回公道。”李紅慧說，細谷當時給了她這樣一句承諾，并且拿了很多日本勞動法規的中文宣傳資料給她，讓她帶回廠里給女工們分發、講解。看了這些資料，她才明白，老板的很多做法都是違背日本法律的行為。

　　當天晚上，帶著這些資料回到宿舍后，李紅慧號召大家一起起來跟老板斗爭。可是，只有沈曉梅、繆秀琴響應，其余的7、8期生沒有一個人愿意參加。更讓她們沒想到的是，第二天一早，老板就知道了她們的行為，說她們意圖逃跑，會馬上讓上海外經公司派人來將她們帶走。原來，當天晚上，8名女工中就有人打電話回去靖江公司，說3個靖江公司的女工打算逃跑。隨后，靖江公司又打電話到上海外經集團，很快就通知了日本老板。

　　“我們最怕的就是外經公司的林少俊，一切都是他安排的。如果他來把我們帶走，那我們就被算作逃跑，不僅拿不回應得的工資，還得賠償公司20萬。”李紅慧說，當時，3個人害怕極了，馬上坐電車跑到了市政府，去找細谷雪子。很快，中山貴史也追到了市政府，要把3名逃跑的女工帶回工廠。

　　市政府工作人員沒有讓中山貴史帶走3人，而是把她們安置在鄉談室。細谷雪子很快介紹她們認識了另外一名日本人武藤貢，他是福山蒲公英工會的事務局長。在后來給記者的郵件中，武藤貢介紹說，福山蒲公英工會是一個民間工會組織，跟企業內部工會不同的是，不分國籍、性別、年齡等，只要你愿意，都可以以個人名義加入，工會會為所有會員維護權利。

　　李紅慧3人很快就加入了福山蒲公英工會。接下來的一個多月里，一方面，武藤貢與中山貴史展開了激烈的交鋒，一共列舉了中山家的10條違法行為，包括非法用工，強制勞動，克扣加班費等等，要求其對工人進行賠償。另一邊，林少俊也來到了福山市，不斷威脅3人，要她們趕快回國，不要再鬧下去了。

　　在蘇北老家，靖江公司的人也不斷找上門去。“他們告訴我，說我老婆在日本參加了黑社會組織，要我們勸她趕緊回來，否則在日本會惹出大麻煩，甚至再也回不來。”沈曉梅的丈夫張慧東說，當時家里都害怕極了，天天打電話催曉梅回來，“錢也別要了，人能平安回來就好，再也不去日本了。”

　　李紅慧和繆秀琴兩家人也一樣，不斷打電話催促她們回國。“當時，我們也都動搖了，如果嚴格按照市政府給我們計算的工資和加班費，工廠應退回我們每人約150多萬日元。我們就打電話跟林少俊商量，如果能拿到100萬，就馬上回國。”李紅慧說，可是當時林少俊不答應，再加上，覺得對不起為此事奔波了一個多月的武藤先生，3人還是頂住家人的壓力，決定堅持到底。

　　一直到5月24日，武藤貢帶領3人在福山市召開新聞發布會，邀請了各大媒體、市勞動局等機構參加，將3人在DNS株式會社的遭遇公之于眾。中山家終于低頭認錯，退還了3人400多萬日元，并且為她們買好了廣島飛往上海的機票。

　　返鄉之后

　　2007年5月30日，揣著100多萬日元，在返回中國的飛機上，3名女工欣喜若狂，但是，她們的麻煩并沒有結束。回到家一周之后，她們就分別收到了法院發來的傳票。原來，靖江公司已經將3人告上法庭，要求每人按照原先簽訂的合同，賠償公司20萬違約金。9月6日，靖江市人民法院做出一審判決，駁回了靖江公司要求3名女工各賠償20萬的訴訟請求。

　　10月份，記者在江蘇采訪期間，曾多次到靖江五洲公司了解情況，公司董事長趙貴祥均以生病為由，拒絕接受采訪。上海外經集團則稱，對李紅慧3人的事情并不知情，林少俊以前是外經集團的，但現在已經被解雇，跟集團公司沒有關系。據記者了解，上海外經集團是中國最大的外經公司之一，常年經營各種勞務輸出業務，由上海上實、上海電氣等5家股東出資近8億人民幣組建，是中日研修協調機構會員。

　　靖江五洲公司于2000年加盟中國上海外經集團，一直負責蘇北地區的研修生招募。每送一個研修生到日本，上海外經集團都會從每人每月的收入中提成1萬日元，直接由日方老板在發放工資時扣除，至于外經集團和五洲公司如何分成，則不得而知。

　　在這場官司進行的同時，日本社會對于研修生制度的檢討也展開了激烈的交鋒，NHK、《朝日新聞》等各大媒體都對3名中國女工的抗爭故事做了大篇幅的報道，沈曉梅的賬本，還有她們保存的工資單都成了媒體報道的有力證據。

　　2007年6月，美國國會發表的年次報告，指責日本的研修生制度，稱這是強迫外國人勞動的不人道行為。日本的厚生勞動省，通商產業省，和經濟團體經團聯相繼提出方案，動議修改研修生制度。據日本媒體報道，預計在2007年底，關于研修生制度的修改法案將會在國會進行表決。

　　武藤貢和他的蒲公英工會則成了保護中國研修生的“明星”，在給記者的郵件中，武藤先生說：“從小李的事情之后，也就是今年5月份之后，解決了工資問題然后回國的女性有2批次5人。同時，和小李同時來日的研修生大約有50人，她們是6期生。7期生大約還有60人。她們作為技術實習生在各個公司工作，工作期間，蒲公英聯合會會幫助她們追要被拖欠的工資以及代替她們向所在公司申請改善待遇。明年3月份，針對有6個研修生被拖欠工資的問題將和某間公司進行交涉。”

　　回到中國后，沈曉梅和繆秀琴又回到了她們原先呆過的制衣廠，重新打工。李紅慧則有了更遠大的生活理想，她希望擁有自己的事業，一邊加盟了北京朝陽區一個兩元超市連鎖機構，在縣城開了家兩元超市店，一邊自己開了個小的加工廠，承接上海一家工藝品廠的“中國結”業務。

　　她把從日本帶回來的所有資金都投入了這兩項生意中，可是，不到3個月，她卻發現，兩個項目都是騙人的，北京的兩元超市機構，在收取了她的加盟費之后，卻寄回了一大堆次品和廢品。上海的工藝品廠收取5000元押金之后，交給她的活卻根本就無法完成。

　　2007年10月26日，上海浦東，在與工藝品廠老板大吵一架之后，李紅慧無功而返，她又一次陷入了別人設好的“合同陷阱”。返鄉之后，3名女工又開始在生活的泥潭里掙扎，在中國，她們仍然是最弱勢的勞工，她們追求個人幸福的努力仍然顯得那么艱難。(田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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