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都是善良而誠實的勞動者，為了家族的責任，來到日本，決心努力勞動3年，卻在這里遭受了奴隸般的勞動生活，這是不公正的。構成社會的大部分成員都是普通勞動者，她們的權利和生活得不到保障的話，還談什么‘發展’？財富集中在一小部分人身上的時候，談‘發展’就是一種欺騙。”

　　2007年11月4日，日本廣島東部福山市的工會領袖武藤貢回復了這樣一封郵件給記者。半年多前，在他的幫助下，3名中國女工李紅慧、沈曉梅、繆秀琴與她們的日本雇主展開了長達一個多月的激烈斗爭，并成功拿回了自己應得的400多萬日元，回到她們位于蘇北農村的故鄉。

　　臨回國前，武藤貢帶領李紅慧3人在福山市召開新聞發布會。像李紅慧這樣的中國研修生，在全日本約有10萬人，中國女工與福山鄉村工廠抗爭的故事被日本各大媒體輪番報道，也把持續了10多年、問題叢生的“外國人研修技能實習制度”，擺在了日本公眾面前，在日本政府各部門間引起了激烈的存廢之爭。

　　令3名女工沒有想到的是，在她們好不容易擺脫困境返回中國后，卻遭遇了中方勞務機構的起訴，被要求每人賠償20萬元人民幣。10月底，記者在蘇北找到了被回國前后的兩場訴訟折騰得擔驚受怕的李紅慧等3人。

　　到日本去

　　李紅慧到現在還清楚地記得3年前登上飛機的那一刻。“穿上統一的藏青色西服，手里拎著印有‘上海外經集團’字樣的箱子。就像奧運代表團那樣，只不過料子差，20多塊錢一米，都是自己出錢，公司給訂做的。”

　　對于李紅慧來說，能坐上這趟飛往廣島的航班已經深感幸運。2004年初，她從一個在上海做日語翻譯的表姐處得知，上海外經集團正在大量招募赴日縫紉女工，李紅慧就跑去離老家泰興不遠的上海外經集團靖江市五洲對外經濟技術合作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靖江公司)報名參加考試。

　　最重要的考試題目是，按照日本人裁好的紙板，在規定的時間內，做了3條牛仔褲。然后開始筆試，主要是回答：為什么要去日本，對日本的印象如何之類的問題。“我們的答案都差不多，都是翻譯和勞務公司的人提前告訴我們的，要我們寫些日本人愛聽的話。”李紅慧說，她寫的是：“日本比中國干凈、先進，去日本是為了學習制衣技術。”

　　李紅慧并不十分清楚，自己前往日本的身份是“研修生”。從1993年開始，日本制訂了一項“外國人研修技能實習制度”，目的是為日本技術的海外轉移培養人才。剛開始的研修生制度主要適用于大型企業，他們需要海外擴張，尤其是在中國、東南亞等地設立工廠，就必須從這些地區招募工人來學習技術，以便海外工廠能夠正常運轉，生產出跟日本本土同樣精良的產品。

　　但隨著日本社會發展，老齡化和少子化問題日益嚴重，愿意從事艱苦勞動的日本人越來越少，大部分中小企業很難在本國招到工人，研修生制度因此開始向中小企業開放。根據“外國人研修技能實習制度”規定，培訓實習的研修生第一年學習日語和工作，2~3年后作為“技能實習生”，從事工作。研修生的補貼為每月6~8萬日元，技能實習生工資每月12萬日元。也就是說，每個研修生在日本最長可呆滿3年，按照字面上的規定，計算下來，3年以后能有人民幣20萬元左右收入。

　　“20萬對于我這樣一個縫紉工來說，在國內3年，是不可能賺到的。”李紅慧希望多攢些錢，為自己的女兒將來能夠接受更好的教育，“不再做工人”。事實上，在去日本之前，她已經在深圳的制衣廠里做了10年縫紉工，從18歲做到27歲，一直做到回老家結婚生子，在中國的工廠里，她做的那些各式各樣的衣服，貼上商標，就是在意大利時裝節上展演的世界名牌。

　　她熟練的技術很快贏得了日本考官的好評，上海外經集團公司為她提供了各種辦理赴日護照需要的資料。2004年8月30日，在向公司交納了4500塊錢(公司出具了3500元收據)之后，她被通知到蘇州參加日語培訓。在陽澄湖邊上的沙家浜附近，有一座日語培訓基地，大部分通過上海外經集團赴日的中國工人都要在此地接受3個月語言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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