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難群體：生存重壓下的苦澀與希望

　　——“保民生”關鍵期基層民生困難掃描(上)

　　-半月談記者楊金志肖來勝劉宏鵬葛如江孫洪磊沈錫權

　　城市中低收入群體三大心病：

　　增收慢、看病貴、買房難

　　在低收入群體較為集中的天津市秀峰里小區，70歲的劉淑蘭告訴記者，她1995年從企業退休，退休金現在是每月1300多元。劉淑蘭說：“現在什么都在漲，可是工資漲得太慢。”比如，水費4月份以前還是一立方米3.4元，現在漲到3.9元；固定電話即使一個月不打也得交25元；小青菜每斤4元，菠菜每斤5元……

　　劉淑蘭給記者算了一筆收支賬：全家每月總收入1900多元，主要支出有：水費40元、電費70元、煤氣30元、房租37元、電話50元、手機50元、吃飯700元、吃藥300多元、醫保和養老金400元，合計1677元。她說，這還是“算計”著過日子，不注意的話開支就超了。

　　秀峰里小區居委會主任張茹告訴記者，該小區共有2200多戶居民，其中80多戶吃低保，843人沒有工作，78人殘疾。

　　記者調查發現，近年來普通在職職工的收入增幅也相對緩慢，分化之勢明顯。不少城市居民說，現在工人太苦了，工資低又漲得慢，養家糊口都很艱難！在山東青島某大型國有企業，近10年來中層以上干部的工資漲了10多倍，而一線工人的工資不過漲了2～4倍。

　　收入增長慢，醫藥費卻漲勢兇猛。劉淑蘭說，雖說現在有醫保，但不合理，有病也不敢看。醫保規定，門診必須夠800元才能報銷，住院費報銷的門檻是1700元，15天不管是否痊愈都得出院。“現在我腿部有骨質疏松、骨質增生等4種病，但是不敢到醫院看。”

　　由于一些醫藥費昂貴的大病未納入醫保范圍，很多家庭因此被拖入貧困。上海市楊浦區控江路街道鳳城六村小區居民陳鳳敏今年46歲，2006年做了肝移植手術，住院前后總共花了30萬元。這筆巨額醫藥費只能報銷幾千元，家底從此被掏空。

　　據統計，上海市低于低保線的大約有44萬多人。上海市規定，低保戶住院醫療費在3萬元以下的，政府補助50%，3萬元以上的補助60%，最多不超過5萬元。實際上低保戶很難拿得出錢來看病，但目前政府又不可能都包下來。

　　中老年人為看病發愁，困擾城市年青一代的則是房子，高漲的房價正成為80后一代“不能承受之重”。在上海市，市中心的樓盤價格已漲到每平方米6萬元，而上海市一個大學生畢業后的月收入大約在2000元左右，工作5年后面臨結婚，月工資也就是五六千元。算下來，要在上海購買一套90平方米、位置較遠、價格較低的住房，不吃不喝也需要20多年。

　　煤礦工人：在家人的提心吊膽中為生存打拼在貴州省六盤水市一家年產1000萬噸煤的大型國有煤礦，半月談記者下到1000米下的礦井深處。先是坐礦車，在黑暗中行駛了700多米后，礦車駛入車庫，下面的巷道就要步行了。

　　記者走了2公里多，巷道越來越黑暗狹窄，腳下的泥水也越來越多。巷道里的管管線線令人眼花繚亂：有的巷道里，腳下是兩根延伸的鐵軌；有的巷道里，身邊是正在運煤的傳送帶；直徑半米粗的塑膠通風管，突然抖動著鼓圓的軀體，一股強烈的氣流呼嘯而過；刻著螺紋的瓦斯管，正“嘶嘶”地抽取瓦斯氣體；半米高的大鐵架上，掛滿了胳膊粗的電纜。稍不留神，安全帽就磕到了頭頂的鋼管，胳膊蹭到巖石，雙腳沒入泥漿。

　　在井下走完一圈，記者用了2個多小時。雖然沒有從事采煤作業，也已是滿臉滿身煤灰，汗流浹背。而礦上“三班倒”的工人們，每個班都要做滿8個小時。在這8個小時里，他們見不到陽光，呼吸著充斥粉塵的空氣，承受著可能發生險情的心理壓力，從事著沉重的體力勞動，年復一年。

　　煤礦工人老萬，志愿兵退伍后不久來到礦上，已經工作了16年。老萬是工作面一線的采掘工人，工資按照勞動量計算，每月能拿到手1400元～2000元，另外還有300多元的養老、醫療、大病、失業、工傷等“五金”。老萬愛人沒有正式工作，也沒有社保，靠打掃衛生每月掙250元錢。

　　老萬的住房是個搭建的簡易窩棚——它的東墻是一棟三層舊樓房的外墻，西墻是一條道路的坡面墻。“這是個臨時房子，跟礦上租的，每月租金80元。”他說。一個只有20平方米的房間，用布簾子隔成了三間，靠外的是客廳，里面的兩間分別是老萬夫妻和兩個女兒的臥室。目前，礦上正在為困難職工建設廉租房，老萬有望在近年內搬入新居。

　　今年夏天，老萬家有一件喜事、一件愁事。喜的是大女兒考上了老家的大學，愁的是學費每年1萬元，雖然今年的學費已經基本交齊，但是生活費和今后幾年的學費還沒有著落。

　　談起煤礦安全，老萬說：“說家人不擔心是假的。要是下班時間還沒有回來，家屬都會打電話到礦上問問。”

　　在貴州省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一家年產9萬噸的民營小煤礦，記者見到了52歲的礦工老汪。礦上的300多名工人，一大半是像老汪這樣從江蘇、山東過來的農民工。

　　老汪住在礦區宿舍三樓的一個四人間里。四張床占了房間一半的面積，所有的被褥都沾滿了黑色的煤灰，枕頭上的污垢油黑發亮。老汪從柜子里摸索出半包白糖，倒一小半在大玻璃杯里，兌上開水，用筷子攪一攪，熱情地請記者喝糖水——這是他力所能及的最高待客禮儀。

　　老汪跋涉幾千里來打工，是因為家里負擔重，孩子們都要結婚、上學。老汪的大兒子要結婚，小兒子今年20歲，馬上要讀大二。這個孩子一年學費要9000多塊錢，加上生活費一共需要1.5萬元。最讓老汪頭疼的是，他的女兒今年讀高三，明年也要高考了。“她要是考上了大學，家里就要供兩個大學生，難！”

　　這里是小煤礦，機械化程度和安全措施都不如國有大礦。“我在煤礦打工，家人最擔心的就是安全。”老汪說起一件往事，“我家屬懷我大兒子快生的時候，我在徐州下礦，每次休班都準時回家。有一次臨時要加班，那時候也沒有電話，家里不知道。我家屬看我沒回來，著急，讓她弟弟到礦上找我，后來下大雨又耽誤了一天。

　　我回家以后，家屬的眼泡都哭腫了。她說‘你也不來個信！’我安慰她說，‘今后不管怎么樣，都要往好的地方想！’”

　　提起這件事，一輩子在煤礦上度過的老汪眼圈通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