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福建南平10月28日電 題：朱子學為何可資全球文明對話借鑒？

　　——專訪廈門大學管理學院教授、OneMBA項目學術委員會主任潘維廉

　　中新社記者 龍敏

　　自1988年定居廈門，美籍學者潘維廉(William N. Brown)扎根中國三十余載，長期致力于跨文化溝通與教學。在近日舉行的朱子學與全球文明對話大會暨第四屆考亭論壇上，這位自稱“老內”(外表是老外，內心是中國人)的廈門大學管理學院教授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從跨文化視角闡釋朱子學的當代意義，探討其如何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智慧。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最初是如何接觸朱子學的？其“和而不同”“理一分殊”等思想，為何能跨越文化差異，為當今全球性挑戰提供啟迪？

　　潘維廉：我是在1993年去武夷山旅行時聽說朱子的。最初武夷山吸引我的是山水，但深入了解后，更打動我的是朱子思想中那種“美好與希望”，尤其是“和而不同”的包容智慧。

　　西方人大多知道孔子，但對朱子的了解相對有限。實際上，朱子學不僅深刻影響了中國及東亞文化圈，其哲學價值更具有世界意義。“理一分殊”強調統一性不排斥多樣性，在地緣沖突頻發的今天，尤其具有啟發意義。當前國際秩序仍帶有“西方中心”色彩，本質上不是真正的全球秩序。朱子學提供了一種更具包容性的世界觀。

　　中國自身的歷史就是“和而不同”的例證，古絲路上的絲綢遺跡、鄭和下西洋開展平等貿易的史實，都可說明。

　　中國今天的民族政策也體現這一理念。中國政府尊重并弘揚少數民族文化，同時改善其生活，讓各民族在團結中傳承特色。一如朱子倡導的那樣，在人類統一性基礎上尊重文化多樣性，才能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

　　中新社記者：在向西方受眾介紹朱子學時，如何幫助他們理解“格物致知”與西方實證主義的本質區別？

　　潘維廉：幫外國人找到朱子學與西方理念的共通點不難，但要先厘清差異。西方實證主義強調通過感官獲取經驗知識，排斥形而上學的思考，而朱子學中的“格物致知”雖也強調對事物的觀察和研究，但落腳點是道德認知與人格完善，其前提是存在一個植根于“真實本體”或“統一性”的倫理體系。

　　中新社記者：您在教學與跨國協作中如何運用“求同存異”？朱子學對當今中西商業交往有何啟示？

　　潘維廉：歷史上中西方在商業理念上存在根本差異。西方大多推崇“硬實力”，奉行“零和博弈”，只注重利益而忽視道德倫理；而中國自古以來則強調“軟實力”，以“和而不同”為依歸，植根于“統一性”的倫理道德與和諧理念。

　　中國數千年來所開展的商業，遵循其本質規律，在買賣雙方之間建立長期、可持續的互利共贏關系。時至今日，在亞洲地區，海外華人在當地人口中雖占比較低，卻在創造當地 GDP中擁有重要經濟地位。這得益于互利共贏的“軟實力”商業。

　　中新社記者：作為中國發展的親歷者，您認為如何借朱子學來減少西方對中國的誤解？當下傳播朱子學需警惕哪些“文化折扣”，又該側重哪些領域？

　　潘維廉：西方習慣將實力等同于優越性，無論是軍事、經濟還是政治實力。自掌握火藥技術后，一些西方國家支配全球、殖民各地，卻很少意識到自身發展是建立在殖民歷史之上，這段歷史雖“成就了西方，卻摧毀了其他地區”。比如不少英國人仍認為殖民對殖民地有益，懷念大英帝國時代。

　　西方需意識到，“硬實力”模式不僅損害他國，也會反噬自身；向“軟實力”“倫理型”轉型雖難，卻是互利共贏和更可持續的。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是一個值得借鑒的希望之源，而非威脅。

　　傳播朱子學，一要找準共鳴點，如“理一分殊”兼顧共性與多元，易引發共鳴；二要人格化、案例化，用生活化的故事傳遞哲理；三要警惕“文化折扣”，不能為迎合西方而簡化核心概念，尤其要運用好“理一分殊”的思維方法，“萬物一體”中“統一性”與“多樣性”的辯證關系，不能將“格物致知”片面解讀為西方實證主義，忽略其道德內涵。

　　未來，朱子學可更多與商業倫理、企業社會責任等領域結合。我參與的MBA項目雖強調倫理課程，但很多西方企業并未真正踐行——有的跨國公司支付極低工資，難以保障員工基本生活。朱子學亦倡導的“一體之仁”恰可提供反思。

　　文明互鑒需要真誠尊重、雙向努力。朱子學不只屬于中國，也應為人類共同未來提供智慧路徑。(完)

　　受訪者簡介：

　　潘維廉(William N.Brown)，廈門大學管理學院教授、OneMBA項目學術委員會主任。1988年舉家前往廈門，是中國高校最早引進的MBA課程外籍教師之一。1992年成為福建省第一位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人永久居留身份證”的外國人。曾獲中國政府友誼獎、福建省榮譽公民、廈門市榮譽市民等稱號，獲“感動中國2019年度人物”榮譽。著有《我不見外——老潘的中國來信》《魅力福建》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