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金山之行結束，中國成為備受矚目的焦點。

　　國之交，美方盛情邀約中方舉行中美元首會晤。在美期間，習近平主席還先后會見了墨西哥、秘魯、斐濟、文萊、日本五國領導人。

　　亞太之交，在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三十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時，習近平主席提出，共同打造亞太下一個“黃金三十年”。

　　全球合作，習近平主席在APEC會議上的兩個演講中，27次提及“全球”，充分彰顯“中國好，世界會更好”。

　　正如習近平主席在舊金山面向全世界所說的，下一個“中國”，還是中國。

　　與這種自信對應的是，局勢正在起變化。中國之于亞太，亞太之于世界，正處于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習近平主席將亞太地區形容為“世界經濟增長中心、全球發展穩定之錨和合作高地”。一句話，彰顯出亞太的重要地位。

　　從地理角度上來看，亞太經合組織成員來自亞洲、大洋洲和美洲地區，其21個成員加起來，GDP占全球的62%，貿易總額占全球的48%。

　　亞太，拿出這樣的合作成果，有兩股力量。一個是正向力量，亞太經合組織早早就確立了“堅持開放性多邊貿易體制和減少區域內貿易壁壘”的目標，使得亞太地區平均關稅水平從17%下降至5%。

　　另一個是負向力量，因為美方的戰略誤判，美國與中國仍處于貿易摩擦的狀態之下，美國不但沒有取消對中國加征的關稅，還在渲染著“去風險”，破壞多邊貿易體制。美對華制裁清單上，還有1300多家中國企業。

　　眼下，世界經濟復蘇乏力，亞太前兩大經濟體的合作如果更加順暢，APEC提出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目標才會更進一步，“世界經濟增長中心”的名號，才會更加名副其實。

　　這么說，是因為相比于全球另外兩大經濟板塊，歐盟和北美，亞太經濟一體化發展確實走得慢了一些。

　　歐盟早已建立了一體化的經濟體系，而北美也通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等建立了緊密的經濟聯系。有研究指出，如果亞太自由貿易區實現，2025年產生的收入增長可以多達2.4萬億美元。

　　亞太地區能否實現一體化發展，能否建立亞太自貿區，實現更大活力，關鍵就在中美關系。這樣來看，也就更明白了為什么這次APEC的主辦國美國會如此重視中國。

　　譚主了解到，拜登總統向習近平主席專門發出了一份舉行元首會晤的單獨邀請，不同于本次APEC期間的雙邊會見安排。

　　還有不少人評價，這是一場“中美峰會”。用“中美峰會”來指代APEC，并非在沖淡2023年APEC會議本身。相反，這恰恰是在給APEC注入可能性。正像APEC政策支持小組主任卡洛斯·栗山所說，中美關系是峰會的焦點，因為它關系著整個亞太地區經濟的穩定。

　　美方并非不清楚，什么是歷史正確的一邊。只不過，在通往合作的路上，美方更在意的是自己的主導權。

　　這也就有了本次APEC會議上的尷尬一幕——在APEC會議舉行期間，美國單獨組織召開了由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的會議。

　　“印太經濟框架”，是美國政府這兩年提出的構想，從去年9月開始正式啟動了談判，目的是為了將中國排除出亞太合作之外。現在，一面邀請中國坐到APEC大家庭的座位上來，一面又去“開小會”，已經很能說明“印太經濟框架”的成效幾何。

　　譚主了解到，美國并沒有推動達成“貿易支柱”相關的協議。主要原因是，當與會的東南亞國家想談貿易問題，談降低關稅和減少市場準入門檻時，美國卻鼓吹著“人權”等理念，要求設置一些比較苛刻的環境等規則。

　　大家不歡而散。日經新聞評價，美國想要抓住的亞洲經濟圈主導權仍在途中。

　　而“印太經濟框架”首腦會議更是鬧出了大笑話，會議推遲了一個多小時，因為美國總統打電話遲到了，這直接影響了各國領導人的后續行程。對此，日媒毫不留情地評價道，此舉無異于給美國這個展示自己的舞臺“潑了一盆冷水”。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習近平主席在兩場演講中，針對性提到，反對將經貿問題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要堅定不移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加快推進亞太自由貿易區進程。

　　誰在推動亞太地區合作，誰就是站在歷史正確一邊。APEC會議的成果顯示，越來越多的國家，都在看清趨勢和潮流。這也反映在與會各國最后達成的《2023年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舊金山宣言》當中。

　　宣言里，譚主注意到這樣一句話：

　　我們強調致力于以市場驅動方式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包括推進亞太自由貿易區議程。為此，我們將加強能力建設和技術合作，支持本組織經濟體參與地區全面和高質量發展事業。

　　這是美國在本土簽下的宣言。這句話和美國對中國的承諾一樣，代表著合作的大勢。唯有合作才能發展，不合作是最大的風險。

　　對于亞太的定位，習近平主席說，亞太不能也不應該淪為地緣博弈的角斗場，更不能搞“新冷戰”和陣營對抗。

　　理解這句話，有兩個國家，是很好的觀察角色。一個是澳大利亞，一個是日本。要知道，美國為了在亞太地區和中國競爭，提出了所謂“印太戰略”。這個戰略有兩個支柱，一個是以“印太經濟框架”為核心的經濟支柱，一個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為核心的政治支柱，兩個支柱都是為了保證美國在太平洋及印度洋地緣政治中的主導地位。

　　現在“印太經濟框架”乏善可陳。與之對應的，是“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的國家也開始出現變化。

　　早在APEC會議一周前，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就率領歷史規模最大的代表團來到中國參加進博會。此次也是雙方高層互訪中斷達7年后，澳方總理的首次訪華。

　　訪華時，阿爾巴尼斯特別致敬了澳大利亞前總理惠特拉姆先生，和他一樣將訪問北京的首站選在了天壇，聽到了歷史的回音。

　　50年前，惠特拉姆正是憑借著獨立自主的政治遠見和政治魄力，在中美建交之前，就率先訪問中國，并與中國建交。

　　但這樣的精神，莫里森政府并沒有延續，而是隨美起舞，將所謂安全邏輯置入中澳合作當中，結果對澳的經濟基礎——出口產業幾乎造成了毀滅性打擊。

　　不能保持戰略自主、搞陣營對抗的代價，澳大利亞已經給出了前車之鑒。同為“四方安全對話”成員的日本也在調整自己的身位。

　　最近兩個月，日本不斷拋出橄欖枝，向中方傳遞出合作的善意。

　　10月底，日本新上任的外務大臣上川陽子就明確表示：“開創日中關系新局面是日本外交的最重要使命之一。”而不久前，日本內閣特別顧問、國家安全保障局長秋葉剛男也專門抵京，與中方舉行中日高級別政治對話機制磋商。

　　本次APEC期間，習近平主席時隔一年后，再次會見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中日領導人的會見中，譚主注意到，雙方首先確認的是彼此的戰略互惠關系，還積極評價了剛成立的中日出口管制對話機制。

　　這個細節很能說明日本對于搞地緣博弈的痛感。此前，日本隨美起舞搞對華半導體出口管制，限制范圍比美國還多，結果把市場拱手讓給美國。

　　用所謂安全邏輯干擾合作的代價，已經顯現。7月至9月，日本GDP環比年率下降2.1%，這是近三個季度以來日本GDP首次出現負增長。

　　“四方安全對話”的另外一個國家，是印度。盡管這次受邀，但印度領導人并沒有赴美，其中的原因，譚主之前分析過，美國今年不僅多次失信于印度，還對印度的內政問題指指點點。也是因此，今年的G20峰會上，作為輪值主席國的印度和美國分道揚鑣。

　　作為“印太戰略”重要支撐國家的變化，恰恰說明了地區國家對亞太定位的認識正在更清楚。

　　正像商務部研究院美大所副所長周密所說，“印太”本質上就是美國基于霸權主義思維打“新冷戰”的產物，帶有著濃厚的地緣政治底色，核心就是要綁架盟友遏制中國。

　　不止如此，美國一直試圖用“印太”這個新造出來的詞，替換已經約定俗成的“亞太”概念。除了消解“亞太”代表地區一體化以及全球化的勃勃生機外，美國還有更深層的訴求和目標。

　　根據亞太問題專家楊超的分析，從文化和歷史角度來說，“亞”的內涵是，亞洲各國人民在進行反抗殖民主義斗爭時，隨著民族意識和地區意識的逐漸覺醒，亞洲從一個簡單的地理概念，逐漸變成了各國人民都一致認同的集體理念。而“印太”就是要沖淡“亞太”概念所蘊含的地區各國成為自主政治力量的傾向。

　　“印太”的目標，顯然有悖于亞太國家的共同認識。在APEC各國成員最新達成的舊金山宣言中，譚主就注意到在評價亞太經合組織的宗旨和工作時，是這樣寫的：

　　致力于2040年建成開放、活力、強韌、和平的亞太共同體，實現所有人民和子孫后代的共同繁榮。

　　“共同體”的前提，是“自主自愿、協商一致”，是尊重各成員自主發展權。這樣的自主理念，恰恰是跟所謂“印太戰略”中的遏制思維最大的不同。

　　而亞太命運共同體這一概念，是習近平主席在2013年首次出席APEC時提出的，早在2020年，這一理念就被寫入了APEC的共同愿景，進而延續到了今天的共同宣言中。

　　其實，早在2012年，美國就提出了“亞太再平衡”戰略。現在，所謂的“亞太再平衡”早已被丟入了歷史的垃圾堆，而今，所謂的“印太戰略”恐怕也難逃這樣的命運。

　　在APEC會議的兩場演講中，習近平主席連續多次提及了一個數字，30。

　　30年前，面對冷戰結束后“人類向何處去”的世界之問、歷史之問、時代之問，亞太地區領導人順應和平和發展的時代潮流，召開了首次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一致同意超越集團對抗、零和博弈的舊思維，深化區域經濟合作和一體化，致力于共建一個活力、和諧、繁榮的亞太大家庭。

　　30年后的今天，當APEC會議交由美國主辦時，美國變成了貿易壁壘的構筑者，據統計，美國上屆政府累計實施逾3900項制裁措施，相當于平均每天3項。而擎起全球化大旗的是中國。

　　意識決定行動，變化背后，是中美兩國底層邏輯的差異。美國眼中的全球合作，是利己。中國引領的全球合作，是立己達人。

　　這樣的認識，在亞太這片區域的發展進程中，顯露無遺。

　　早在2008年，美國宣布介入并隨后主導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當時，中國即將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把自己想實施的貿易規則，都放到了TPP里。

　　為了與中國競爭，TPP的成員國在巔峰時也幾乎只包含太平洋東岸的國家。TPP成員中，當然也沒有中國。

　　TPP顯然是在阻礙整個亞太地區的自由貿易，于是APEC成員一起想了個辦法，可以通過“東盟+”的方式構建一個主要由西太平洋國家組成的自貿協定，和TPP一起來推動整個亞太的自由貿易。

　　后來，在中國大力推動下，《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變成了現實。東盟十國，以及中日韓、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在2013年開始了談判。

　　中美之間的區別，從這時起更加凸顯了。在RCEP中，中國從一開始就宣布支持東盟在地區合作中的核心地位，最大程度考慮地區國家的利益。而TPP則在美國加入之后就被變成了美方自己主導的經濟體系。

　　結果是，到今天，RCEP依然是推動亞太地區合作的重要力量，15個參與的亞太國家，覆蓋人口約22.7億，GDP約占全球的33%、出口額占全球的30%，是當前世界上參與人口最多、成員結構最多元、經貿規模最大、最具發展潛力的自由貿易協定。

　　而美國退出TPP，TPP變成了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參與國家占全球GDP的比重僅剩13%。即便如此，中國還是申請加入CPTPP，為的依然是地區發展合作。

　　正像習近平主席所說，過去30年，我們妥善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國際金融危機等重大挑戰，維護了亞太經濟發展的良好勢頭，靠的就是謀大勢、顧大局，弘揚和而不同、和衷共濟的伙伴精神，不斷將成員多樣性轉化為合作動力，優勢互補，攜手共進。

　　在這三十年里，越來越站在歷史錯誤一邊的國家，恰恰是因為沒能做到“謀大勢、顧大局”，沒能做到以天下之利為利。

　　這恐怕也是為什么，越來越多人把推動全球合作和全球經濟復蘇的目光，望向中國。過去三十年，一直是中國向世界張開懷抱的30年，也是讓世界搭上中國便車的30年。

　　根據《世界開放報告》，中國的開放指數不斷攀升，還帶動了地區和全球更加開放，從2008年至2022年，金磚國家開放指數增長了7.4%，漲幅顯著大于G7等發達經濟體，而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中，開放指數也上漲了5.3%。

　　中國用自身的發展，帶動了世界的增長繁榮。就在今年年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明確表示，今年全球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二要靠亞太，而光是中國一個國家，對全球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就達到三分之一，且中國經濟每增長1%，就能帶動其他亞洲經濟體增長0.3%。

　　在舊金山，中國多次強調了一句話，“不是要取代誰”。這話，是跟美國講的，同樣也是跟世界講的。

　　中國從來沒有超越或取代任何一個國家的打算，中國也不賭任何國家輸。中國只是想讓自己的人民過上好日子，中國也深知，世界各國人民都希望過上好日子。

　　為了共同的目標，何不一起，再出發。(來源：玉淵譚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