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8月23日電 題：文物南遷，故宮博物院如何完成世界文物史上壯舉？

　　——專訪著名作家、故宮博物院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祝勇

　　中新社記者 應妮

　　在故宮600余年、故宮博物院近100年的歷史上，文物南遷是一段可歌可泣的歷程。1933年，中國山河破碎之時，為防日寇劫毀，以易培基為首的故宮人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押運19000多箱故宮文物上路，時延十數年，地迤萬余里，輾轉顛沛，備嘗苦辛。這，已經不是簡單的搶救珍寶，而是一次真正的民族文化搶救行動。

　　“2023年是故宮文物南遷啟程90周年，90年前的那段歲月算不上遙遠，但畢竟時空環境都已變化，我輩如不努力，不去找回正在流失的記憶，那段歲月，就將隱沒于歷史的黑洞中。”著名作家、故宮博物院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祝勇懷著這樣肅穆的心情寫下了新書《故宮文物南遷》。日前他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講述故宮文物南遷的故事。

　　遷，還是留？曾經是個問題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略者鯨吞東北，虎視華北，故宮文物危如累卵。以史為鑒，當時的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理事兼古物館副館長馬衡提議文物南遷。

　　祝勇表示，這在今天看來當然是明智之舉和不二選擇，可放到1932年北平的歷史時空里，卻遭到洶涌的反對聲浪，有些甚至來自一些“有識之士”。有北伐大將要求拍賣文物，購500架飛機用于抗日；學者胡適對何處是凈土感到茫然，寄希望于通過國際干預來保障文物安全；馬衡的兒子馬彥祥通過報紙與老爹叫板：“要抵抗嗎？先從具有犧牲古物的決心做起！”。

　　留下，可穩軍心；遷出，易散難聚。但文物絕不能作為戰爭的賭注。“只要文物在，中華文化的根就不會斷，中華民族的精神就不會亡，中國人就不會做亡國奴”，文物南遷最終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見。

　　在祝勇看來，遷還是留的爭論，實際上反映了人們對文物價值的認識有一個逐步深化的歷程，并不像今天這樣有明確的認識。當年清帝退位后，很多人認為清宮中文物都是封建帝王的逆產，應當還諸于民，不應像清宮那樣去集中保存；還有人提出應該在故宮中開馬路。文物南遷爭論發生在封建王朝結束不久的時間，所幸的是以易培基、馬衡為代表的這批現代知識分子對文物的價值有超前認識，不惜一切代價堅決支持并實施了南遷，保護了這批重要文物。

　　可是，文物遷移又談何容易？

　　19000多箱！縱然在和平歲月，安全運輸如此巨量的文物也并非輕而易舉。在這些文物中，有總計79338卷(相當于《永樂大典》的3.5倍)、36000余冊、約8億字的《文淵閣四庫全書》；有中國保存最完整的佛學大百科全書、清朝第一部泥金寫本的《龍藏經》；有每只重約一噸、上面鐫刻著幾百個神秘文字的先秦石鼓；更有瓷胎薄如蛋殼、胎體厚度大多在一毫米以內、薄似蟬翼、亮如玻璃、輕若浮云的填白脫胎瓷器……任意一件，都有無可取代的歷史文化價值。

　　“在那個戰亂的年代，前輩們的使命是在遷移中保護這些價值非凡而又無比脆弱的文物，他們不僅要面對天上的敵機、地上的槍炮，還要面對急流險灘、火災水患，以及疾病和饑餓的侵襲，更不用說在污濁黑暗的政壇上，還有各種明槍暗箭引而待發。他們不僅要有氣吞山河的勇氣，更要擁有具體而微的操作能力，以確保南遷進程的滴水不漏、穩健無虞。正是這些艱辛，錘煉了故宮人不屈不撓的精神品質，鑄就了故宮人一絲不茍的專業精神。”祝勇動情地說。

　　“人在文物在”的報國精神

　　隨著寫作的深入，抗日戰爭的浩大圖景在眼前一層一層鋪展，祝勇愈發能夠體會到故宮前輩們書生報國的孤絕意志，“書生報國，不體現為轟轟烈烈的出生入死，而體現為長期而艱辛的堅守與付出。”

　　故宮文物先從北京運到上海和南京。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后，這兩地的文物又要悉數轉移，分北、中、南三路運往西部的大后方。后來為了躲避日軍對重慶的無差別轟炸，故宮文物再度啟程，踏上西去的途程，幾經輾轉，最終落腳在樂山安谷鄉，是為西遷中路。西遷北路文物，1937年由南京出發，經鐵路運至西安、寶雞，后由汽車運輸，在大雪中翻越秦嶺，進入四川，在峨眉山腳下落戶。西遷南路的文物，經過桂林運至貴陽，又為躲避日機轟炸而轉至安順。

　　無論在南京朝天宮庫房，在重慶安達森洋行，還是在樂山安谷鄉，為了防潮，故宮人用木條釘成屜子，把文物箱放在上面；峨眉辦事處更是發明了一個新辦法：把木墩做成“凹”字形，缺口向上，排成一行，架上木杠，再放文物箱。這樣一來，文物箱就通風了，也方便檢查白蟻。然后，就是漫無止境的整理、索引和編目。

　　1943年6月8日，峨眉縣突然發生了一場火災，危及故宮文物。峨眉當地百姓和駐守士兵一起動手，紛紛拆除自家的房屋，在武廟庫房周圍拆出了一片“隔離帶”。終于，庫房里的故宮文物躲過了這場大火，安然無恙。

　　在這樣動蕩不安的日子里，故宮人沒有一天放棄過學術事業。在峨眉武廟，存放著西遷北路文物共7286箱，10件先秦石鼓就存放在武廟西配殿庫房里。故宮博物院的文物專家那志良先生在武廟西配殿隔出一個小房間作為宿舍，從此與石鼓為鄰。每天早上起床，他就到大佛寺去，在那里辦完一天公事，晚間回到武廟。古佛青燈伴他寫下一生中最重要的學術著作——《石鼓通考》。

　　在西遷南路，云貴高原上的邊塞小城安順，莊尚嚴先生一家忍受著生活的窘困，內心卻無比從容。莊尚嚴先生之子莊靈回憶說，盡管當時吃的都是摻雜著谷殼稗子和石粒的“八寶飯”，穿的衣服全是補丁，但晚上家里人一起看書和做功課，全家人的心與桌上那一盞燃燒菜油和燈芯草的“燈碗”一直亮著。

　　“每次目睹故宮前輩們的照片，我都絲毫不曾感覺他們是離亂的書生。生逢亂世，人若飄蓬，但他們的內心卻那么篤實堅定，看不出絲毫的倉皇疲憊、悵惘傷感。他們運載的那些古物，沉沉地壓在他們心底，給了他們信心，讓他們的內心變得沉實安穩。”祝勇說。

　　一宮兩院，兩岸一家

　　當人們為故宮文物南遷所創造的奇跡唏噓不已時，故宮人往往是最平靜的，只淡淡一句“文物有靈”。然而，他們的血淚與犧牲卻是那樣的真實：第一任院長易培基先生，在南遷途中含冤而死；故宮員工朱學侃先生，為轉移文物而獻出生命；而那志良、莊尚嚴等故宮人，在把文物運出紫禁城的一刻，斷然不會想到他們此行的終點，竟在遙遠的臺灣……

　　祝勇回憶自己2018年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第一次見到莊尚嚴先生之子莊靈，“他為我提供了一個感人的細節：莊尚嚴先生晚年病重，在醫院搶救的彌留之際，嘴里反復念叨著兩個字，聲音微弱含混，身邊的人都聽不清楚，莊靈湊到父親的嘴邊，反復聆聽，終于聽清了那兩個字——北平。在老先生的生命最后時刻，他心心念念的地方還是故鄉，那也是故宮文物南遷出發的地方。”正是這次見面，激發了祝勇寫這本《故宮文物南遷》。

　　類似莊尚嚴先生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祝勇認為，這些故事說明了這樣的一個事實——兩岸故宮博物院是一家，兩岸文化同宗同源，兩岸就是一家人。

　　在寫作進行的兩年中，除了在故宮博物院爬梳史料、考稽典章，祝勇還先后去了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遼寧省博物館、重慶市檔案館等地查找檔案資料；采訪參與南遷的故宮人員的后輩；多次前往重慶市南岸區、巴南區和四川省樂山市、成都市等地調研，前往南京、上海、西安、寶雞、貴陽、安順等文物南遷途經的城市鄉村進行田野調查，試圖在文字和影像中重構那段不平凡的歲月。“仿佛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一場艱難而孤寂的長旅”。

　　祝勇引述故宮博物院原院長鄭欣淼在多個場合對文物南遷的評價，“正是全體國民對自身文明的體認才完成了這項世界文物史上的壯舉。對于以典守中華國寶、守護中華文化根脈為職志的故宮博物院來說，南遷就是其中永遠值得追憶、回味的一頁。”(完)

　　受訪者簡介：

　　祝勇，作家，紀錄片導演，藝術學博士，現任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出版作品五百余萬字，主要作品有《故宮的古物之美》《故宮的古畫之美》《故宮的書法風流》《在故宮尋找蘇東坡》等，任《辛亥》《歷史的拐點》《蘇東坡》等多部大型紀錄片總編劇，國務院新聞辦、中央電視臺大型紀錄片《天山腳下》總導演，該片入選“新中國七十年紀錄片百部典藏作品”，獲金鷹獎、星光獎等多種影視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