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9月11日電 題：白若思：俄羅斯漢學如何促進中俄文化交流？

　　中新社記者 文龍杰

　　俄羅斯漢學在世界漢學史上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與西方漢學、東方漢字文化圈漢學共同構成國際漢學的三大板塊。自18世紀始，俄羅斯漢學至今已有近300年歷史，在國際漢學界聲譽既隆且遠，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就引用過俄國漢學家的著作。

　　俄羅斯漢學既促進了中俄文化交往，其本身也是中俄文化交往的重要部分。俄羅斯漢學家、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研究員白若思(Rostislav Berezkin)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講述了自己的漢學研究志業，并就俄羅斯漢學如何促進俄中文化交流給出觀察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是如何與漢學結緣的？或者說，您是如何進入漢學研究，并以漢學為志業的？

　　白若思：我在圣彼得堡出生和長大，圣彼得堡是俄羅斯傳統漢學的中心。自18世紀初到十月革命，圣彼得堡一直是俄羅斯帝國的首都，主要研究機構都集中在此，包括俄羅斯科學院、外交部的亞洲部門、高等學校等。我最初接觸的是當地博物館收藏的古代中國文物，例如艾爾米塔什博物館收藏的各種中國藝術品，此后逐漸開始對中國古典文學，如古詩詞、話本小說等感興趣。開始我看的是俄文譯文，16歲才開始學漢語。后來，我決定把研究中國文學和文化作為自己的事業，考上了圣彼得堡國立大學東方系的漢語專業。該校是傳統漢學的中心，很重視中國歷史、文學、古代漢語教學。我在圣彼得堡國立大學讀完本科、碩士、副博士，后來又有機會去美國讀博士，所屬學科依然是漢語與中國古典文學。

　　中新社記者：你從事的寶卷研究馳名國際漢學界，能否簡要介紹下寶卷研究？其對促進東西文化交流有何意義？

　　白若思：寶卷作為中國傳統講唱文學的一種，采用韻散結合形式，主要講述民間流行傳說故事，形成于宋元之際，其有關研究涉及這種文學體裁的不同側面。一方面，作為文獻，寶卷有不同形式的文字版本。寶卷文學最早主要靠抄本傳播，后來也出現了大量木刻本和石印本。同時，這些文獻在民間主要是作為講唱文藝的底本。關于這種講唱，各地說法不同，江蘇南部一般叫“宣卷”，甘肅則叫“念卷”。明清時，其盛行于中國很多地方，但目前只有少數地區還保留著寶卷講唱的習俗。

　　隨著中國通俗文學研究的發展，20世紀中期左右，中國學者開始關注寶卷文獻。而因寶卷與中國民間文化、民俗有密切關系，也引起國外學者的興趣，到20世紀末已出現較重要的外文研究成果。我剛開始研究時，“寶卷學”在國際上是冷門，但最近不僅在中國，還在幾個北美、西歐國家取得蓬勃發展。近年來，西方漢學家做了不少寶卷的英文翻譯，寶卷進入國外名校的中國傳統文學課堂。通過譯文，不會中文的外國讀者，也可大概了解中國古代生活和風俗。我認為，其中一些寶卷文本的文學價值相當高，將來會像中國古代詩詞、長篇小說、話本小說等一樣，成為世界文學的組成部分。

　　中新社記者：俄羅斯漢學研究現狀如何？

　　白若思：現在很多俄羅斯和國外學者認為俄羅斯傳統漢學正處于衰落狀態，但我不能完全同意這個說法。的確現在俄羅斯較少年輕人從事研究古代中國事業，可是我們也要考慮到“傳統漢學”觀念的問題。首先，“漢學”的定義比較模糊。其到底意味著什么？一方面是指專門研究中國歷史、語言、文學等，另一方面也需把相關研究放入更大框架，采用比較研究方法。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只研究中國的資料，也要用其他國家資料和相關的理論做比較。因此我不如說“中國文學研究”“中國歷史、經濟研究”等。當然俄羅斯漢學早已有這種趨向，例如瓦西里耶夫院士(王西里)1880年出版的《中國文學史綱要》，屬于世界各國文學史綱要的叢書，把中國文學當作世界文學的一部分；蘇聯時期的研究更不用說，具有較大的跨學科性質；但以前俄羅斯漢學學者還是缺乏其他大學科的學術培養。希望以后的情況會改善。另外，我覺得漢學家也得關注當代情況，研究古代時也要考慮到對于當代生活、文化的作用和價值。這樣漢學才會趕上時代，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中新社記者：俄羅斯漢學研究在促進中俄文化交流方面發揮著何種作用？

　　白若思：在促進俄中文化交流過程中，俄羅斯漢學作用較大。當然，一開始俄中文化交流主要表現在物質文化交流方面。早期的俄中關系以商隊貿易為主，俄羅斯進口很多中國商品，中國也對俄羅斯有毛皮等材料和物品需求。

　　彼得大帝認識到俄中交往重要性，決定發展跟清朝的外交關系。他在北京建立東正教傳教團，主要目的是為外交服務而非傳教。東正教傳教團此后成為俄羅斯漢學的搖籃，彼得大帝有很大貢獻。18世紀至19世紀，俄羅斯漢學雖發展較慢，但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例如，翻譯了一些中國經典，并介紹給普通俄羅斯讀者。蘇聯時期翻譯的中國文學作品，包括很多童話、神話、現代小說等，提供了更多有關中國文化和百姓生活的知識，激發了俄羅斯人對中國文化的興趣。俄羅斯漢學家的研究著作也在這方面有重要貢獻。大部分學者持論公允，熟悉中國情況，在自己的研究和科普文章里較全面地描繪出中國人民勞動、奮斗的歷史畫面。

　　中新社記者：你的漢語水平很高，是如何“煉成”的？你與世界上的其他漢學家交往頻繁，能否談談對世界漢學研究的概觀？

　　白若思：我大學讀的漢語專業，另外2001年至2002年、2008年至2009年曾在北京訪學。2006年至2010年，我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讀博士，大開眼界。但說實話，仍很難對西方漢學的當代總體發展作出評價。總的來說，不管在北美還是歐洲國家，都能看到舊傳統的衰落，同時也能看到出現了新的發展趨勢：新的研究方向與研究角度。例如，現在北美有很多學者主要研究中國地方文化、社會特點，使用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這種現象也基本符合中國本土歷史、文化研究的新趨勢，例如，所謂“歷史人類學”最近在中國學術界已變得很有名。

　　中新社記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能否用三個關鍵詞來概括中國文化對世界的貢獻？

　　白若思：大家都知道中國“四大發明”(造紙術、指南針、火藥、印刷術)，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發明，如茶葉、絲綢、瓷器等，這些都對世界文明做了很大貢獻，但這些主要代表物質文化方面。論及中國文化在精神方面對世界文明最大的貢獻，我會選擇儒家思想、唐宋詩詞和中國傳統繪畫這三個“關鍵詞”。

　　早在17世紀至18世紀，儒家經典就開始被翻譯成西歐的語言，對西歐啟蒙時期思想的影響很有名，在俄羅斯也有一定影響，促進了俄羅斯社會、法律、政治等理論的發展。儒家許多道德觀念如仁、義、禮、智、信等有普遍價值，也較容易被外國人理解。唐宋詩詞也有很多翻譯早已引起西方人的注意，幫他們了解中國傳統文人的審美觀、世界觀、生活和娛樂方式等。由于篇幅小，題目具有普遍性，且推廣美德、仁愛，唐宋詩詞較容易被納入世界文學遺產。中國繪畫和相關的圖像也很早被引進歐洲，曾于18世紀初被俄羅斯一家博物館收藏。中國繪畫特別是山水畫，風格獨特，引發西方藝術家和觀眾關注，并對歐洲美術發展形成一些影響。因為沒有語言障礙，中國美術會更容易被國外觀眾接受，能向異國普通人直接介紹中國美麗的自然環境與古老風俗，使世界文化變得更豐富多彩，更多元。(完)

　　受訪者簡介：

　　白若思(Rostislav Berezkin)，1982 年出生于俄羅斯，俄羅斯圣彼得堡國立大學副博士，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博士后，現為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研究員。師從孟列夫(Lev N. Menshikov)、 李 福 清(Boris L. Riftin)、梅維恒(Victor Mair)等著名漢學家。致力于中國寶卷研究，成果豐碩，已出版俄文研究著作《論寶卷在中國文化中的功能：基于 < 目蓮三世寶卷 > 的考察》(Dragocennye svitki (Baotsiuan’) v duhovnoi kul’ture Kitaia: na primere Baotsiuan’ o Treh Voplosheniyah Muliania)和英文研究著作《多面目蓮：明清時期寶卷》(Many Faces of Mulian: The Precious Scrolls of Late Imperial China)，并在《通報》(T’oung Pao)、《東方檔案》(Archiv Orientalni)、《大亞細亞》(Asia Major)等國際權威期刊發表多篇寶卷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