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短評：如何從文明角度理解“屈原精神”？

　　中新社北京6月3日電 題：如何從文明角度理解“屈原精神”？

　　作者 韓禹

　　又當端午節(jié)，每憶屈原時。在世界各文明激烈碰撞、深度交融的當下，追尋屈原在海外的“足跡”，或可窺見文明交流的真章。

　　投入精力翻譯異國詩作的漢學家，無不對中國文化抱有濃厚興趣，知音頗多。英國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通過閱讀大量典籍，領悟到了《離騷》中香草、閨怨的象征意義；美國學者耶拉·約翰遜(Jerah Johnson)則利用榮格心理學，細致入微地剖析了屈原在困境中如何進行心理整合；漢學巨擘宇文所安準確地解讀了《離騷》中宗教和男女意象的政治隱喻，并根據(jù)自己主張的“世界詩歌”理念翻譯《離騷》，為世界提供了在保留源語文化和增強世界性之間取得平衡的優(yōu)秀翻譯范本，可謂心領而“神會”。

　　對屈原的理解，或許根植于“屈原意義”的世界共同性。早于屈原數(shù)百年的中東地區(qū)，有一顆遙相呼應的心靈，即古代猶大國祭祀耶利米。他出身顯赫，擔任要職，目睹猶大國滅國前最黑暗的境況，堅持向國人宣講正道。流淚苦勸得到的只有嘲笑咒罵，但他從未動搖。因遭人嫉恨，他一度被大臣們提議處死。國破家亡后，想堅守故土的他被國人綁架到埃及，在暮年被同胞殺害。

　　屈原寫下了“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耶利米亦曾慨嘆：“我的痛苦為何長久不止呢？我的傷痕為何無法醫(yī)治，不能痊愈呢？”

　　這種呼應，使屈原成為一種寓言形象，“屈原意義”也具有了世界共同價值：悲劇降臨前，總有人清醒地預言，對那些造成悲劇之人、蒙昧茍活之人大聲疾呼，并為此受到無盡的煎熬與折磨。這是種古希臘英雄式的形象，也是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形象，是超越種族、文化、語言的。對道德品行的追求與堅守，對家國的無限忠誠和眷戀，對生命價值不惜身死的探索與履踐，這種精神，無論何時何地都值得被銘記頌揚。這大概是屈原在中國成為文化符號與精神標桿，并遠播海外的重要原因。

　　屈原作品海外行，也曾遭遇“誤會”。如英國漢學家翟理斯(Herbert A. Giles)于1884年出版的《古文珍選》(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選取屈原的《漁夫》，將詩中“舉世皆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譯為“If, as you said, the world is foul, why not leapt into it and make it clean”，顛倒語義。

　　“語誤”之外，文化誤讀更顯隔閡。在漢學界影響頗廣“巫化”屈原便是一例。注重楚辭中被儒家傳統(tǒng)輕視的地方宗教和民間信仰因素，本是一支重要的研究脈絡，但將屈原建構為巫教神職人員形象，試圖把楚辭“去文學化”，全然作為人類學的素材，則是冷峻傲慢的異族審視。

　　跨文化解讀中，關于屈原的“神會”與“誤會”往往并存。這是人類文明交流與相互理解的永恒重奏，由此可說，“去理解”是人類永恒的目標。哲學闡釋學大師伽達默爾說，理解并非心靈之間的神秘交流，而是一種“對共同意義的分有”。因此，人們可對這個目標抱有樂觀的信心，因為如屈原這般的崇高精神，從來都是人類共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