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從不重復，但總是押著相同的韻腳。

　　站在2026年的時間節點回望，近代以來日本經濟史本質上是一部“危機——強心針——依賴——更大危機”的病理報告。如果以歷史理性穿透百年迷霧，就會發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當下兜售的“高市經濟學”不過是在早已千瘡百孔的日本經濟軀體上，試圖用更猛烈的財政“鴉片”麻痹瀕臨壞死的“神經”。這不僅是一場注定徒勞的抱薪救火，更是一次無視百年血淚教訓的危險重演。

　　歷史的幽靈：五次危機應對的病理切片

　　明治時期(1870年代至1914年)：殘酷緊縮與軍國主義前奏。一戰前，日本在工業化起步階段就確立了“犧牲內部、掠奪外部”的危機應對“基因”。面對1870年代的惡性通脹，時任日本大藏卿松方正義推行極端緊縮的“休克療法”，回收紙幣、確立金本位，最終導致物價暴跌、大量農民破產、土地向地主集中，引發國內大規模起義。底層民眾成為危機的買單者，財閥則通過低價收購官營企業迅速壟斷經濟命脈。面對1890年的經濟恐慌和1900年的蕭條，日本逐漸發現了對外戰爭這條“捷徑”，狂攬“戰爭紅利”。通過中日甲午戰爭勒索巨額賠款，開啟所謂“戰后繁榮”；通過日俄戰爭奪取“南滿”權益和朝鮮控制權，獲得廉價資源和廣闊市場。戰爭成為日本刺激經濟的“特效藥”，為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埋下伏筆。

　　昭和前期(1929年至1945年)：內病外治與禍水外引歧途。1929年全球大蕭條爆發，“昭和恐慌”讓日本經濟瀕臨崩潰，日本政界與軍部卻未選擇結構性改革，而是將國民經濟完全轉向戰時軌道，通過龐大軍費開支強行拉動需求，掩蓋失業問題，推行所謂“軍事凱恩斯主義”，走上禍水外引歧途。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逐步走向全面侵華，并以構建“大東亞共榮圈”為幌子，通過武力掠奪亞洲各國資源維持日本戰爭機器。這種通過對外侵略和掠奪發展本國經濟的做法，不僅給亞洲帶來深重災難，也將日本推向毀滅深淵。

　　第一次中東石油危機(1973年)：二戰后日本經濟分水嶺。面對原油價格暴漲近4倍、CPI漲幅超過20%的惡性通脹等多重困境，日本通過管制價格、遏制通脹、對產業結構大洗牌、擺脫對日石油禁運等舉措，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日本經濟病癥，卻埋下了導致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的深層隱患：開啟“建設國債”先河，發行赤字國債填補資金缺口，公共基建工程淪為利益輸送、分肥和維持選票工具，依賴“撒錢搞基建”導致財政結構極度僵化，推高政府債務比重；出口導向極端化加劇日本經濟對外依賴癥，為日后同多國貿易摩擦埋下伏筆。

　　《廣場協議》和“失去的三十年”(1985至2010年代)：拖延、掩蓋、誤判“三重奏”。1985年《廣場協議》后，日元升值刺破泡沫，日本進入“失去的三十年”。這一次，日本沒有選擇戰爭，卻選擇了另一種形式的“慢性自殺”。先是暴力加息“硬著陸”刺破泡沫，隨后在通縮初期遲遲不敢放水，導致資產負債表衰退；為保護銀行和企業，政府隱性擔保催生了大量低效“僵尸企業”，銀行淪為“壞賬收容所”，資本、勞動力和土地被死死鎖定在低效部門，全要素生產率停滯不前。1992年至2000年，日本累計推出140萬億日元的緊急輸血措施，使政府債務占GDP比重從50%飆升至140%，政策空間被極大壓縮，卻未能換來真正復蘇。

　　全球金融危機和日本大地震(2008年和2011年)：絕望中的回光返照。在外需斷崖、供應鏈斷裂及人口危機的多重打擊下，日本經濟逐漸陷入“低增長、高通縮、高債務”的絕望循環，為以超常規貨幣寬松、大規模財政支出和結構性改革為主要特征的“安倍經濟學”提供了滋養土壤。這劑猛藥雖在短期內避免了日本經濟崩潰，卻嚴重透支了未來發展和政策調整空間，不僅未能真正推進結構性改革，也未根本解決人口危機、創新乏力和債務爆炸問題。

　　現實的回響：“高市經濟學”抱薪救火的危險狂歡

　　如果說日本過去的危機是“成長的煩惱”或“周期性陣痛”，當下的危機則是“器質性衰竭”：日元購買力歷史性崩盤，輸入性通脹吞噬居民儲蓄；國債余額占GDP比重突破260%警戒線；少子化導致勞動力缺口成為常態，社保體系瀕臨擊穿，人口紅利的徹底消失意味著任何依靠債務驅動的增長模式都將失去未來的償付基礎。這并非歷史的簡單重演，而是歷史錯誤的不斷累積。

　　在這一背景下，“高市經濟學”實質是“安倍經濟學”的極端化和教條化，其核心邏輯仍是迷信大規模財政支出和超寬松貨幣政策，妄圖通過“涓滴效應”挽回經濟頹勢。這是一條不斷用“明天的錢”補“今天的洞”的不歸路，寅吃卯糧、抱薪救火注定徒勞無功。

　　無視債務極限——日本過去的財政刺激基于“未來人口增長能稀釋債務”的假設。如今日本人口每年減少數十萬，稅收基礎持續萎縮。繼續發債無異于給一個失血過多的病人不斷輸血，卻不縫合傷口、治療病癥。進一步減稅和增加財政開支，只會加速日元信用崩塌。

　　財政資源錯配——“高市經濟學”將寶貴的財政資源投向低效率的傳統基建甚至軍事擴張，而非真正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人工智能深度應用、女性職場解放、移民制度改革等領域。這是在用“舊地圖”尋找“新大陸”，不僅找不到出路，還會耗盡最后的余糧。

　　對通脹的誤判——“高市經濟學”幻想通過弱日元刺激出口帶來繁榮，卻忽視了能源糧食進口成本的上漲將直接導致民眾生活水平驟降。當普通民眾連電費都交不起，宏觀經濟數據的“增長”不過是一場統計學的數字游戲。

　　回避結構性改革——所有的“撒錢”政策，本質上都是為回避政治上痛苦但必要的改革，比如打破終身雇傭制的僵化，開放農業和服務業市場，接納大規模移民，重組臃腫的官僚體系等。“高市經濟學”仍在用財政補貼短期止痛、麻痹神經，讓日本經濟肌體在幻覺中邁向死亡。

　　外溢的代價：日本向地區和全球轉嫁危機惡果

　　日本歷次應對經濟危機的策略，從未局限于國境之內，其“內病外治”和“以鄰為壑”的副作用始終深刻影響亞洲和全球經濟格局。

　　日本曾通過對外侵略、殖民掠奪、去工業化、強發貨幣、掠奪財富，將中國東北、朝鮮及東南亞變為附庸經濟區。朝鮮民族工業被系統性打壓，淪為糧食供應地；中國民族紡織業在日本特權傾銷下遭受重創，資源被掠奪性開發，經濟生態完全依附日本。這種掠奪式擴張徹底破壞了東亞傳統的貿易體系，使整個區域長期陷入戰亂，阻礙了現代化進程。

　　當前，“高市經濟學”的財政狂歡也非孤立存在，而是與其激進政治軍事議程互為表里。高市極力推動修憲擴軍、突破“無核三原則”、軍事松綁走上快車道、妄言干涉臺海局勢等，不僅引發地緣政治冒險，更是其經濟戰略中隱秘而致命的一環，即妄圖復活軍國主義幽靈，重走昭和時代“以軍需促景氣”的舊路。這種試圖將國家命運再次綁上戰車，幻想通過制造地區緊張局勢拉動軍工復合體、進而掩蓋國內經濟結構性潰敗的行徑，無異于玩火自焚。這不僅公然踐踏日本和平憲法，更徹底背叛歷史教訓。一旦右翼狂潮失控，日本不僅無法挽救瀕危的經濟，反而可能因主動挑起沖突而成為亞洲乃至全球安全的“火藥桶”，最終重蹈上世紀“國破山河碎”的覆轍。(完)

　　(作者系國際問題觀察員 董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