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硅谷銀行破產點燃了美國銀行的信任危機，投資者擔憂：“廚房里可能不止一只蟑螂”。美聯儲副主席邁克爾·巴爾表態稱，硅谷銀行倒閉是管理不善的教科書式案例。美國“雷曼時刻”會否重演？新一輪金融危機是否正在拉開序幕？世界會不會再次為美國埋單？

　　圍繞上述問題，中新社“東西問·中外對話”邀請美國《中國政治學雜志》副主編、華東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約瑟夫 馬奧尼與北京外國語大學研究員曲強展開對話。

　　約瑟夫·馬奧尼表示，硅谷銀行的破產可能預示著更廣泛的問題，風險正在不斷積聚。美國的財政政策、政府監管甚至是基本的治理能力，也出現了問題。美國經常成為危機策源地，而每一次新的經濟危機到來，背后的深層次問題繼續惡化，進一步損害國家福祉，導致更嚴重的政治兩極分化、不穩定和治理不善。

　　曲強認為，美國金融體系的動蕩，不會真正影響中國金融。中國金融監管部門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以確保中國金融體系的穩定。中國經濟現在正處于復蘇階段，憑借穩定的利率，可以平穩過渡。

　　對話實錄摘編如下：

　　中新社記者：硅谷銀行倒閉事件引發全球關注，美國三天內有兩家銀行倒閉，突然倒閉的原因有哪些？誰是最大受害者？

　　約瑟夫 馬奧尼：由于將短期存款投資于長期債券，硅谷銀行過度暴露在流動性風險當中。當利率上升時，債券價值下跌，銀行股本也隨之下滑。硅谷銀行的客戶提取的存款數額已超過該銀行的現金儲備，引發擠兌。這是導致崩潰的直接原因。

　　誰是輸家？由于擔心硅谷銀行的破產可能預示著更廣泛的問題，銀行業在危機爆發后損失了數十億美元，美國政府監管機構和美聯儲信譽受損。美國納稅人將不得不通過更多的赤字性支出為這一事件埋單，而這些支出通常由美聯儲通過印鈔來填補。美聯儲將不得不重新考慮其利率體制。同時，溢出效應也給全球帶來風險。

　　曲強：作為美國第16大銀行，硅谷銀行破產引發的擠兌狂潮已經波及到了許多運行良好的銀行。是什么讓這些“優等生”也陷入如此境地？我認為是美聯儲利率上調得太激進、速度太快。沒有銀行能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做好準備。試想一下，在半年的時間內，利率將從基本上接近零的水平上調到超過5%，這意味著美國的金融安全和經濟穩定前途難測。

　　如果美聯儲持續加息，不知道還有多少其它銀行會因此遭受損失。有趣的是，美聯儲表示“納稅人不會為此付出任何代價”。對此我們不知真假，因為美聯儲承諾其將承擔所有損失。但是要怎么做呢？其需要發行其它債券來彌補這些損失，這些資金最終需要由未來的美國納稅人或其他利益相關者，甚至是全世界的人來償還，這終歸是有代價的。

　　中新社記者：外界擔心，美國銀行接連倒閉會引發新的金融危機。您是否認為美國又進入了“雷曼時刻”，新一輪金融危機是否正在拉開序幕？

　　約瑟夫 馬奧尼：我認為風險正在不斷積聚。“雷曼時刻”也許不會立即到來，但我確信美聯儲在管理美國經濟方面，已基本無計可施。與此同時，美國的財政政策、政府監管甚至是基本的治理能力，也出現了問題。

　　雖然這次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銀行或利率風險管理引起的，但硅谷銀行倒閉并不是孤立事件，其它銀行也存在這種情況。這也表明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對美國經濟產生的反作用既有意料之中的，也有意料之外的。這些反作用如今相互交織，可能會形成更大的風險，美聯儲也將更難應對。

　　曲強：假設利率繼續上升超過6%甚至7%，還有多少人能夠承受得了呢？硅谷銀行并不是美國國債的最大買家和持有人，還有更大的玩家，他們持有更多的美國國債。所以，如果上升的利率沖破了這些機構的金融安全緩沖區，那么將有更多的銀行被卷入這池渾水。

　　中新社記者：美聯儲副主席邁克爾·巴爾近日表態稱，硅谷銀行倒閉是管理不善的教科書式案例。那么，美國政府的介入能解決問題嗎？

　　約瑟夫 馬奧尼：一些分析家認為，這次銀行倒閉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監管不力，以及美聯儲再一次逐漸失去了管理銀行系統和金融行業的能力。顯然，美國政府立即意識到了危險并采取了積極的措施來應對這場危機，但這只是在問題出現后的權宜之計。現在，由于美國國會內部的分歧和民主黨、共和黨之間的對立，尤其是共和黨對銀行改革和監管的反對，目前沒有明確的金融監管改革立法途徑。

　　一方面，目前美國面臨著對此問題管理不善的風險；另一方面，由于它裝出了一副一切盡在掌握的樣子，這可能會帶來更嚴峻的威脅和危險。

　　中新社記者：美國銀行危機事件影響正逐漸波及到全球，中國會受到沖擊嗎？

　　曲強：我認為美國金融體系的不穩定，不會真正影響中國金融的穩定。首先，中國沒有完全放開資本項目，這給了中國政府及金融監管部門很大的回旋余地，以確保金融體系的穩定。其次，中國經濟正處于復蘇階段，中國的利率非常穩定，在某些特定領域的利率會更低，例如農業、中小企業等。綜上所述，我認為中國金融穩定這次不會受到影響。

　　中新社記者：為何美國經常成為全球金融危機的策源地？

　　約瑟夫 馬奧尼：美國并非總是全球金融危機的策源地，但的確經常是，尤其是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

　　首先，石油美元及其循環體系問題始于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期間。從那時起，美國就開始了不穩定增長周期的循環。

　　其次，20世紀80年代，當時美國正朝著放松金融管制的方向發展，里根經濟政策解決了70年代產生的問題，然而又催生了新一輪的危機周期，以及“繁榮-蕭條”模式。

　　最后，長期以來的冷戰思維和“歷史終結論”，包括侵略性、代價高昂、不可持續的海外軍事干預主義，以及破壞工會、侵占養老金和損害工人權益的“零和博弈”的資本主義，掏空了中產階級，并見證了美國基礎設施的嚴重老化。同時，與化石燃料和汽車行業相關的特殊利益集團也阻礙了美國的綠色創新發展。所有這些都導致了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

　　每一次新的經濟危機到來，這些問題都繼續惡化，從而進一步損害國家福祉，導致更嚴重的政治兩極分化、不穩定和治理不善。如今，這三大問題仍然存在，并與其它全球性的挑戰相互交織，比如氣候變化和疫情肆虐，變得愈發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