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制不靈活競拍房產難度大

　　林立人說：“深圳的個人合作建房者并沒有成立一個公司，目前是一個松散的組織。在加入后，大家出的錢都是一樣的，每個人的權利也是一樣，這也帶來了決策上的難題。在競拍現場，價格是隨時變化的。一旦超過了我們預先定好的價格，哪怕就是一平方米再多加一元錢，我也不敢隨便舉牌。在那種千鈞一發的時刻，根本不可能再聚眾商議。”

　　由于這種決策機制上的不靈活，從2004年12月到2005年9月，深圳個人合作建房者參加的三次房產拍賣都未能競拍成功。“后來，大家商量著改變了策略，大家先商議出可以接受的最高價格，另外給我5%的上浮權限。這次拍賣的價格就超過了我們商定的最高價，如果沒有這個浮動，又要失敗了。由于個人合作建房涉及的人很多，很難保證定好的最高價不被競拍對手知道，如果他們故意和我們抬價，我們還是很難競拍成功的。”

　　“我們只是小小的補充”

　　成功拍得兩棟宿舍樓后，隨著媒體的報道，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了林立人，不少人也期望著像姜麗君一樣加入到深圳個人合作建房聯盟中。2月9日下午，在短短的半個小時內，林立人就接到了3個要求加入個人合作建房的電話。

　　林立人說：“首次拍賣成功后，陸續參加報名的已近千人。除了購買這兩棟宿舍樓的81人外，剩下還有900余人等著要房子。”由于領著不少人買房子又一心想買地建房，林立人甚至還接到匿名的威脅電話，但他一直都未放棄。

　　“我們特別感謝政府和媒體的支持，也請房地產商給我們更多的寬容。我們不管怎么做也是一個很小的補充。”林立人說。

　　由理想退回現實

　　相對于個人合作建房委托房地產企業拿地的溫州模式來說，深圳和廣州的個人合作建房相繼轉向拍房。由初始的“合作建房”到現在的“合作拍房”，給人的感覺是“合作建房”走進了死胡同，至少是變了味，和最初的想像已經拉開了距離。

　　對此，廣州個人合作建房的發起人魏琨說，“合作建房”是一個廣泛的概念，“合作拍房” 只是其中的一種形式，這只是一個概念上的差別，并不是在忽悠老百姓。不論這是否自欺欺人，必須得承認，只有跨越現實的幾道坎，才能理直氣壯稱合作建房。

　　“尋求政府與政策支持拿到地皮是合作建房‘難邁的第一步’。土地拍賣在政策上沒有限制，但是目前若要獲取土地的使用權就必須與一些大型房地產開發企業競爭，他們的資金實力雄厚，又具有很大的品牌效應，面對這些企業，我們絕對弱勢。”魏琨說這是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合作建房的癥結之一。

　　“其次是融資的問題，要求每位個人集資建房參與者一次拿出數十萬元并不現實。向銀行貸款是一條重要途徑，然而在銀根緊縮的今天，銀行界很難向集資建房者放貸，銀行現在既沒有相關政策，也沒有具體運作的細節，更沒有市場認可的標準。加之個人集資建房者大都是普通老百姓，拿什么來抵押？”融資是合作建房的第二道障礙。

　　合作建房的理想并未放棄

　　個人合作建房到底能走多遠？林立人(見上圖)說，個人合作建房是以一種方式解決想買房又買不起房的人的住房問題。這實際上是把建房權還政于民。目前在歐洲的一些國家，這種形式比例已經超過了30%，國外在這方面的成功證明合作建房還是大有可為的。但是，現在的合作拍房只是一種符合中國國情的最具操作性的選擇。

　　不過，林立人并沒有放棄合作建房的理想，下一步就想著競拍位于深圳龍華一塊有6萬多平方米的土地，如果競拍成功了，建好房后，一次性就可以解決1000人的住房問題。目前對于林立人來說，能否拿到土地的關鍵問題就是資金。

　　姜麗君則告訴記者，從“合作建房”到“合作拍房”，是從理想走進了現實。

　　一群特立獨行的人

　　從“合作建房”到“合作拍房”，這一最新舉動在深圳、廣州的成功，再一次吸引了全國媒體的關注。

　　在接受采訪的時候，林立人始終不愿摘掉闊沿帽，紅色的T恤顯得特別醒目。在他的主動邀請下，幾家媒體齊聚在他的99＋1公司會議室，并不狹窄的會議室顯得相當擁擠。兩小時的采訪，被“塞”得滿滿當當、應接不暇的電話一點也沒影響他的思路。

　　廣州發起人魏琨、深圳發起人林立人、北京發起人于凌罡……這個隊伍越龐大。“我們彼此聯系，相互交流，已經在北京、溫州和深圳開過三次會議。雖然目前還比較松散，但已經開始籌劃成立一個聯盟。”魏琨說，他們在不斷吸納新力量。

　　能說能侃、言辭富有感染力，看起來，這是一群特立獨行的人。（何濤 杜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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