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香港5月15日電 題：文學經典為何永不過時？

　　——專訪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榮譽教授許子東

　　中新社記者 曾平

　　文學評論學者許子東的大部分職業生涯在香港高校度過，他孜孜不倦地向公眾解說文學經典。現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榮譽教授的許子東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詳談他眼中的中國文學變遷及文學經典魅力。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文學歷史悠長，其影響力在國內和海外分別經歷了怎樣的變遷？

　　許子東：文學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是國家的精神支柱之一，甚至是政治的支柱之一，因其一頭連著科舉。中國古代有世界上最先進的科舉制度。這既幫助皇帝網羅天下人才，也為普通人提供合理的上升途徑。科舉制度不靠世襲，這在當時世界其他國家中幾乎不存在，歐洲文明都是騎士、貴族等世襲制。中國的科舉考試，主要考的是四書五經，文學就起了很大作用。

　　中國文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海外的影響不大，而受海外的影響較大，主要是來自印度的佛教，較大地影響了中國文學的面貌。雖然在18世紀伏爾泰、歌德讀到中國的《趙氏孤兒》驚為天人，但這只是局部現象。

　　相較晚清以前的文學，現代文學被認為有革命性的變化。此時的中國文學受到外國文學的直接影響，包括形式和思想內容。比如在形式上，中國過去的小說是全能敘述的章回體，到了魯迅小說中的“我”已不是全知型；更明顯的是出現了意識流寫法，雖然李商隱的詩中也能找出意識流，但這一寫法總體上是受西方文學技巧影響后才出現的。

　　形式以外，受影響的還有價值觀。魯迅在《新青年》發表的文章《我之節烈觀》，就挑戰了中國歷史悠久且大部分人相信的價值根基。

　　直到現在，文學的影響力也沒有多少銳減。雖然像古代那么巨大的直接影響已不再，現在考試也有很多不同學科，但“讀書高”的心理還在，“孔乙己的長衫”還在，核心的內容沒有改變。

　　中新社記者：中國現當代文學與西方文學有哪些不同？兩者有怎樣的交流互鑒？

　　許子東：一般認為世界文學有三個高峰。一是古希臘羅馬時期的荷馬史詩；二是16世紀的英國文學，即莎士比亞；三是19世紀的俄羅斯文學。中國現代文學出現時，中國正從一個大國衰落到幾乎要救亡的地步。因此，中國文學從梁啟超、魯迅開始，就有救中國這個主題。文學評論家夏志清覺得中國作家“感時憂國”，太著迷于此，但這是一種苛求。提出后現代主義的美國杜克大學教授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就論斷，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學都是民族國家寓言。只要國家還陷在第三世界，文學作者很自然地會想到國家的民族歷史情況，不會只局限于對人性的解剖。

　　“感時憂國”并非中國獨有，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是相通的。魯迅并沒有翻譯美國文學、法國文學，他喜歡波蘭文學、北歐文學。他看出在弱小民族的文學當中，有中國作家最有用、最感興趣的東西。中國的傳統中，文學有載道和言志兩個主流。西方文學在整個中世紀都載道，但在文藝復興后，逐漸形成以言志為主的意識，特別是19世紀康德以后，認為文學起源于游戲，并非功利。這也是西方現在的主流觀點，這些觀點在五四運動后影響了中國文學。

　　中新社記者：中國文學的現狀如何？

　　許子東：五四運動后的中國文學較為混雜，直到今天也是。有載道主旋律，有歷史解剖，有言志，有完全追求個人風格，有娛樂。不過我認為中國文學再混雜再發展，傳統總是最強的。今天的中國小說受19世紀法國現實主義、俄羅斯文學、日本文學等的影響，但歸根結底，中國文學的現狀，每年出版幾千本，概括起來就是晚清前的四大傳統。

　　一是三國類的歷史演義，《白鹿原》以及很多抗戰電視劇都屬于這類。二是水滸類，核心價值是忠孝節義，這類作品最發達，《紅高粱》《平凡的世界》《活著》等，都是最受老百姓歡迎的故事。三是紅樓夢類的男女世情，如《長恨歌》《廢都》以及近期很火的電視劇《繁花》等，對吃穿等生活細節非常講究。四是西游類的神魔奇幻，這類傳統在內地空了整整百年，金庸在香港繼承發揚了。現在有新的接續，比如《三體》這樣的科幻小說。

　　中新社記者：為什么文學經典永不過時？

　　許子東：表面原因是文學能寫這個時代，作家寫的是他自己理解的他的時代，要別人認可，這是第一步。在認同這個的基礎上，就是寫人性，人性又使人感動，就會成為經典。有人認為寫“作家論”不夠學術性，我認為并非如此，“作家論”是大學生或研究生做學問的重要基礎和起步，它可以是最基本的，也可以是學術前沿最尖端的。如果寫“作家論”選擇的是文學史上有重要代表性的人物，那就不只是在寫一位作家，而是在對整個文學史甚至背后的文化背景發表意見。

　　魯迅是一座山，張愛玲是一條河。隔了這么多年，廣大讀者之所以依然如此喜歡兩位作家，還是因為可以在他們的作品中看到自己、看到今天、看到社會。魯迅成為經典是因為那個時代國家陷入災難，在啟蒙救亡的文化潮流里，魯迅的小說和他的言論是最深刻的，不僅指向混亂的社會現實和當時中國糟糕的政治制度，也指向中國的國民性。魯迅的文學是一種英雄的、超人的、救世的文學。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以魯迅為榜樣，都愿意以魯迅精神自勵自勉。魯迅作為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當之無愧。

　　張愛玲的獨特性，在于她寫的是常人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大部分作家其實都寫日常生活，但他們希望日常生活要體現出社會發展的方向。張愛玲不是。她的一篇散文《中國的日夜》，寫的是一群人打著補丁在菜市場買菜，這就是中國的日夜。所以張愛玲顯示了文學介入社會的另一種可能，就是平民的。

　　在藝術形式上，魯迅代表了中國文學的歐化傾向，其語言是半文言，但他的藝術形式非常現代。張愛玲有意要扭轉歐化的文藝腔，所以她借用晚清甚至更早的傳統文字。她也不拒絕鴛鴦蝴蝶派的某些技巧，所以她代表了魯迅以外的另一種文學潮流。

　　中新社記者：文學有所謂“最好的時代”嗎？經典的誕生更多依賴個人才華還是時代背景？

　　許子東：時代幫了魯迅和張愛玲，但不是主因。魯迅的黃金時代是20世紀20年代，他中期的作品，《吶喊》《彷徨》《朝花夕拾》等都創作于那個混亂的年代。張愛玲的黃金時代是1945年前的那幾年，之后因為各種個人原因，她就再也找不到寫作的舒適狀態。沒有一位作家不愿意超越自己，可能否超越沒關系，文學是以達到的最高點來衡量的。

　　從文學史來看，社會最好的時代不一定是對作家最好的時代，早期的唐朝非常好，朝氣蓬勃，卻沒有多少好作品。唐詩什么時候發達？安史之亂以后的中晚期才是唐朝文學的高峰時期。因此，文學作品和時代背景之間沒有必然聯系。

　　中新社記者：香港的文學經典有何特質？

　　許子東：放在世界文學的格局來講，香港文學的特點不那么明顯。在現代華文文學的語境中，港臺文學是內地(大陸)主流文學的一個補充。如武俠小說，香港有梁羽生、金庸，他們的影響力后來輻射到世界各地，再反饋到內地。武俠以外，香港的鴛鴦蝴蝶派言情小說在內地也有很高銷量，包括亦舒、張小嫻、李碧華等。相較內地主流文學，香港文學種類較多，有幾種不同的潮流，包括純文學，如劉以鬯、西西、也斯等。希望不同文學潮流在香港繼續存在下去。

　　香港導演將文學改編為經典，最好的例子就是《繁花》。它的基礎是世情小說，是很悶的描寫社會人性的清明上河圖般的小說，王家衛導演將其改成鴛鴦蝴蝶派的作品，并切中時代和現實主義文學的核心，表現20世紀90年代國家的變化。《繁花》中也有武俠精神，有情有義最重要。王家衛用香港非主流的文學傳統——武俠言情，來表達現實主義的社會主旋律。王家衛對香港導演和作家的啟示，在于用香港或海派的文化資源，豐富整體中國文學的格局。

　　中新社記者：香港融匯東西的城市氣質將在助推文化事業方面扮演怎樣獨特的角色？

　　許子東：文化交流方面，香港有很多優勢。香港人普遍英文好，很多外國歌劇來港演出，語言上沒有障礙，內地劇團來港演出，也有人捧場。所以香港可以成為中西文化的交流平臺。香港如果要成為文化中心，出版自由也是關鍵之一。香港書展有很好的傳統，老百姓也有基礎。

　　但作家難說，作家就是寫自己的故事，他們只要忠于自己就行。香港出名的作品，必定是融匯東西方的。比如劉以鬯的《酒徒》，是中國最早的意識流長篇小說；西西的《我城》中的零度敘事，也是中國文學過去從未有過的，寫香港本身的命運，寫法非常現代。香港在純文學圈子受好評的作品，大部分都是現代主義技巧的實驗。(完)

　　受訪者簡介：

　　許子東，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榮譽教授，曾任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系主任，代表作《郁達夫新論》《細讀張愛玲》《重讀20世紀中國小說》等。因擔任《鏘鏘三人行》《圓桌派》等節目的嘉賓而被公眾熟知，憑借鞭辟入里的評論和見解深得觀眾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