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為亞太地區重要國家，中國與澳大利亞經貿和人文歷來交流密切。然而近年來，兩國關系健康發展遭遇挑戰。在當前國際形勢下，如何增信釋疑，更好地推動雙邊關系穩定發展？兩國如何通過人文交流，實現合作升級、民心相通？

　　中新社“東西問•中外對話”邀請上海交通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主任彭青龍教授和澳大利亞威爾頓國際集團副總裁、漢學家魏華德(Harold Weldon)，深入探討中澳關系。

　　彭青龍指出，中澳經濟結構互補性強，沒有根本的利益沖突。雙方發展關系，符合自身和世界的利益。越是在經濟不穩、矛盾沖突不斷的情況下，越是要加強對話交流，才能走出困境。

　　魏華德則表示，在澳中兩國交往過程中，應少摻雜地緣政治因素，多從人文交流角度出發，讓澳民眾更多地了解真實的中華文化。在中國和西方之間，澳大利亞應發揮作為“中等強國”的作用，“將方向盤握在自己手里”，加強對華經貿往來。

　　對話實錄摘編如下：

　　中新社記者：澳大利亞曾經歷過優先發展亞洲語言教育的時期，當前中文在該國地位如何？近年來中澳關系變化，是否對澳大利亞的中文教育有影響？

　　彭青龍：澳大利亞確實經歷過優先發展亞洲語言教育的時期。那時中文教育占據了重要地位，第二代、第三代澳籍華人的孩子都在學中文，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15年前后。

　　近年來中澳關系面臨困境后，嚴重影響了澳大利亞中文教育的生態環境。但好消息是，隨著中澳關系回暖，大學之間的交流也在增加，希望澳大利亞的中文教育也能回到正軌。

　　魏華德：在我的商界伙伴中，無論是高層領導還是基層員工，都對學中文十分感興趣。所以我認為，盡管存在地緣政治波動，但從統計數據來看，澳大利亞人對學中文、融入華人社會的興趣仍在增長。

　　我認為未來幾十年里，澳大利亞的中文教育將有新的發展。

　　中新社記者：西方媒體時常炒作“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如何看待這兩種論調？

　　魏華德：這兩種觀點明顯自相矛盾。作為一名圖書出版商，當我第一次看到這些論調時，我就認為它們是為給報紙沖銷量而設計的。毫無疑問，圍繞“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背后有一整條圖書產業鏈，充斥著商業因素。我從事對華工作近40年，學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著眼于未來，我們必須找到一個和諧、平衡的中間地帶。

　　彭青龍：“中國威脅論”或者“中國崩潰論”，都是妖魔化中國的具體表現。“中國威脅論”的基本邏輯是“國強必霸”，這種邏輯是西方的話語模式，中國傳統文化當中沒有“國強必霸”的基因。“仁義禮智信”的儒家思想，對中國依然有很大影響。

　　“中國崩潰論”是按照西方的經濟理論和發展模式作出的判斷，不能完全解釋一個大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規律。事實上，中國人民是有智慧的、勤勞的，能夠解決發展中的問題。

　　中新社記者：澳大利亞漢學家馬克林曾談及一個觀點，即文化本沒有優劣之分，也不存在唯一正確的文化。在現實中，應如何擺脫某種文化的優越感或者話語霸權？

　　彭青龍：我們在看待文化多樣性、平等性、區域性和民族性時，既要尊重文化多樣性、包容性、差異性，又要反對“文化優越論”和“種族優越論”等霸權主義的行徑。

　　西方文化在長期發展中形成了文化霸權，具體體現在“歐洲中心論”“歐美中心論”“美國中心論”的話語敘事中。擺脫文化霸權的途徑是發展和壯大自己的民族文化，提升自身文化的魅力和影響力。對于中國而言，目前要構建的是中華文化知識體系。

　　改革開放后，中國積極融入世界，中華文化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可。然而，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由于地緣政治等原因，西方社會對中國還有很多誤解，對中華文化的精髓很不了解。因此，我們在構建知識體系的同時要傳播中華文化，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魏華德：我們需要接受大家各不相同的現實。我認為這根植于教育體系當中。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相對其他文化而言，幾乎是里程碑式的，在五千多年間保持著統一性。

　　(就兩國交流而言)，我希望少摻雜地緣政治因素，更多地從人文交流的角度出發。對我來說，這需要從澳大利亞的教育體系開始改變，澳民眾需要多了解真實的中華文化，而不是僅限于媒體報道框定的狹窄視野。

　　中新社記者：中澳關系近年來出現的問題是“文明的沖突”嗎？我們為什么要時刻保持對話和交流？

　　彭青龍：近年來中澳之間的問題，不是文明沖突，而是全球地緣政治和經濟形勢發展演變而來的結果。兩國建交之后，經貿交往總體形勢平穩，沒有根本的利益沖突。中國的快速發展，為出口導向型經濟的澳大利亞帶來了很多紅利。

　　工黨上臺以后，中澳關系逐步止損，穩定向好，這是值得歡迎的。

　　越是在經濟不穩、矛盾沖突不斷的情況下，越是要加強對話交流加強合作，才能走出困境。此前澳大利亞部長訪華，是對話交流的重要一環。中澳國情、文化、社會制度的差異，不應成為兩國交流合作的障礙。

　　魏華德：我們生活在現代世界，在很多層面上都緊密相連。我們需要從共享的角度、基于此前的貿易往來，來思考如何與中國合作共贏。我認為這需要長期持續的對話，對澳大利亞來說，這種交流不能僅限于采礦業和牛肉貿易，還有太多可以探討和重啟溝通的領域。

　　中新社記者：中華文化“走出去”的最大挑戰是什么？

　　彭青龍：我個人認為，中華文化“走出去”最大的挑戰，是中國和西方國家之間“信任赤字”和“理解赤字”的增加。中國與西方國家的社會制度、發展道路不同，使得西方主要國家總是對中國充滿偏見和懷疑，中國的崛起又被渲染成一種威脅，這本質上是擔心霸權旁落。當然，中國不會像西方國家那樣“國強必霸”。

　　但是，西方國家也只是國際社會一部分，大多數國家是理解和信任中國的。我們對促進中澳文化交流持積極態度，除政府、企業間交流合作外，人文學者和民間機構也應加強交流。

　　中新社記者：魏華德先生，您認為應如何向世界介紹中華文化的精髓？

　　魏華德：我大半輩子都在致力于幫助中國企業進入西方市場，幫助澳大利亞企業進入中國市場。我觀察到一件事，那就是在中國，上至國家層面，下至地方部門或企業，都有一種迅速適應歷史環境和條件的能力。我認為，這種適應能力是中華文明綿延五千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每天都在學習中國人做生意的技巧，我想，中國人這種對環境的適應能力，可能部分來自儒家“天下大同”的思想。我在與中國同事或朋友們接觸時感覺到，人們總會從集體或整體的需求去考慮。

　　中新社記者：近來，中澳關系出現向好跡象，如何看待兩國關系的后續發展？

　　彭青龍：中澳兩國迎來了重回正常化的機遇和前景。一方面，中澳經濟結構互補性強，雙方都有需要。澳總理阿爾巴尼斯上臺后，認識到中國市場的重要性，尋求與中國和解。另一方面，世界經濟形勢不容樂觀，促使雙方交流對話，解決兩國間的問題，為推動世界經濟復蘇作出貢獻。這符合兩國利益，也符合世界的利益。

　　魏華德：我對澳中關系發展持積極看法，因為它必須向前發展，我們也必須確保這一點。的確，在此過程中需要平衡各種因素。地理上看，澳大利亞在亞太地區，經濟依賴于出口。我想，澳大利亞作為“中等強國”，肩負著責任。我從事的是文化外交，我以自己的綿薄之力去促進澳中兩國經貿交流。

　　我只能說，由于地緣政治的影響，我們和美國有戰略關系，和中國則有著極好的貿易關系。我們應該將“方向盤”握在自己手中，這不是件容易的事，但這符合各方利益。作為澳大利亞人，我們必須發揮作用。促成貿易交往，總比沒有貿易、只有沖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