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常常念起供給制的好處

　　權力高度集中的等級制與高工資、高待遇一旦結合起來，不可避免地會使整個社會重新回復到傳統的“官本位”的孵化器之中，進而導致政治漸趨官僚化。對于這種趨勢，毛澤東曾反復批評，并多次發起政治運動，開展整風。他為此再三提議降低高級干部的待遇，且強調供給制的好處。他甚至一度贊同做部分恢復供給制的嘗試。正是在毛澤東的這種壓力之下，1959年2月和次年10月，中共中央兩度下令降低高級干部的工資。

　　十分明顯的是，隨著中蘇兩黨關系破裂和日漸認定蘇聯社會主義已經變質，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擔憂逐漸強烈起來。他對蘇共所以走向“修正主義”的一個基本的判斷，就是建立在蘇聯黨政工作人員已經蛻變為一個享受高工資、高待遇的官僚特權階層的認識之上的。他再三提醒說“既有高薪階層，就一定有低薪階層”，而且后者一定占多數，因此，“這個社會里的高薪階層是有危險性的”。經毛澤東親自修改審定的“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中，就突出強調了他的這一觀點。公開信在詳盡地剖析了蘇聯特權階層的種種表現之后，明確寫道：“絕不要實行對少數人的高薪制度。”可知，縱使幾度降低了高級干部的工資標準，中國黨政高級干部與普通民眾之間的收入待遇差距仍舊十分巨大，“高干”事實上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中一個有著特殊地位、特殊身份和享受著特殊待遇的特殊階層，即所謂“高干”階層。毛澤東對此并非一無所知，他自然懷疑“官本位”亦即“官僚主義”已深入相當多數高級干部的骨髓之中。注意到這種背景后自不難了解，1966年“文革”的發動，固然與黨內斗爭有著密切關系，但至少在毛澤東看來，他所反對的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及其“走資本主義當權派”，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國這種官僚特權階層的代表。“文革”發動之初，群眾斗爭矛頭直指干部特權問題，與此不無關系。

　　然而，毛澤東到底沒有也不可能找到更好的方法來改變這一切。他一度設想過并且推動過的“干部參加勞動”、“五七”干校等，都不可能成為一種根本替代現有分配制度，或阻遏等級制負面影響的有效辦法。這也正是為什么雖然再也無法回到供給制去，毛澤東卻還是常常念起供給制的好處，相信“實行供給制，人還健康些”。這樣一種困惑與遺憾，一直縈繞在其腦海中，揮之不去。

　　楊奎松　(來源：《同舟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