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8月31日，國務院將工資等級增加到30個級別，最高560元，最低18元；最高工資加上北京地區物價津貼后為649.6元，最低工資為20.88元，最高與最低工資之比擴大到了31.11倍之多.國民政府戰后的文官薪給標準，共37個級別，每級的相差數，最少5元，最多40元，僅8倍。

　　供給制在中共革命過程中曾發揮過巨大作用，但這種體現平等理念的分配制度并未堅持下去，而是逐漸轉向了以森嚴的等級制為標志的職務等級工資分配制度。對于這種情況，毛澤東曾有過一種解釋。他說，這是因為進城以后，“原來在解放區實行供給制的人員占少數，工廠職工是工資制，機關、企業新增加的人很多，他們受資產階級影響很深，要把他們原來實行的工資改為供給，也不那么容易。”因此只好遷就現實，做出讓步。(毛澤東：《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談話記錄》1958年11月9～10日)顯而易見的是，這種說法并不足以解釋這一重大政策性轉變的內在原因，也無法使人真正了解中共自身為何要遷就這種“資產階級影響”。

　　工資差距比國民黨時期還大?

　　1955年8月31日，國務院正式頒布了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全部實行工資制和改行貨幣工資制的命令，此后又頒布新的工資標準，不僅進一步提高了高級干部的工資標準，而且將工資等級增加到30個級別，最高560元，最低18元；最高工資加上北京地區物價津貼16%后為649.6元，最低工資為20.88元，最高與最低工資之比擴大到了31.11倍之多.此次工資調整，再度拉大了等級之間的分配差距，由此引發了一些問題。

　　注意到新出現的各種情況，國務院在1956年6月全國各行各業實行全面工資改革的過程中，再度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工資標準進行調整，最大級差系數因此略有縮小，減為28倍。然而，如果加上每一級別中的等級差，最高工資和最低工資之比，則達到了36.4倍。比較《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這一時期毛澤東的批示及電報，可知他當時對于實行工資制始終很少具體過問。個中原因，我們目前還無法做出準確的解釋。可以想見的關鍵原因或許在于，建國之初在涉及經濟體制建設方面的這一切改變，都以蘇聯經驗和蘇聯模式為依據。(注：據1940年蘇聯職務等級工資的標準，月收入最高可達10600盧布，而正式的月平均工資僅有339盧布。當時工人最高最低工資之比，甚至達到31.3:1。關于蘇聯工資制的相關情況，可參見鮑里斯·邁斯納主編的《蘇聯的社會變革》，三聯書店版)中共剛剛執掌國家政權，初次著手管理如此大的一個國家，最初自然不能不較多地受到蘇聯經驗的影響，甚至于左右。也正是基于蘇聯的經驗，中共財經方面的工作人員，實際上從延安時期開始，就把產生于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工資制，視為實現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最合理的分配形式。

　　而由此造成的一個吊詭現象就是，因為相信蘇聯的分配制度才是最合理的、真正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分配制度，因此，中共各級領導人在進入各大中城市之后，很快發現，國民黨人過去實行的工資制度反而存在著平均主義色彩過于濃厚的問題，自己所要建立的新的分配制度，還必須擴大各個不同等級的級差系數，才能符合蘇聯模式的“合理”分配標準。結果，中共建國后工資改革的最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要破除國民黨舊的薪給制度所造成的平均主義的觀念和制度障礙，“反對和防止平均主義”傾向，突出強調“它是按勞取酬最大敵人，生產中的障礙，應嚴格批判”。

　　國民政府戰后的文官薪給標準，共37個級別，每級的相差數，最少5元，最多40元，僅8倍，相鄰各級之差較為平均，最高級和最低級之比，亦僅為14.5:1；而1956年人民政府所定工資標準，等級雖然只是30個級別，但每級的相差數擴大許多，最多差到55元，最少僅差2元，最高級和最低級之比，更達到28:1，超出前者近一倍。相比之下，國民政府時期的薪給標準，確較1956年人民政府所定的工資標準略顯平均。

　　實際上，還在《共產黨宣言》發表之際，馬克思、恩格斯就明確提出過，即使在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下爭取無產階級最基本政治權利的斗爭中，共產黨人也應當堅持提出“所有官員的薪金沒有任何差別”的政治要求，以求最大限度地限制因等級制所造成的種種流弊。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些主張能否完全照搬或可討論，但此后歐洲國家，凡社會黨或工黨執政，都努力嘗試了近似的分配方法，以至影響到如今歐洲多數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公務人員工資收入普遍差別不是很大。在這方面，蘇聯人的作法與馬克思、恩格斯對未來革命政權下公職人員應有待遇的設想，卻是南轅北轍。蘇聯人這時建立起來的職務等級工資制及黨政干部內部的分配差距，甚至大大超過了歐美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公職人員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注：在資本主義各國中，除極少數國家如加拿大、新加坡外，英、法、德等國的公務員。包括行政長官在內，最高最低工資差，一般僅在8～10倍上下，美、日亦僅在20倍左右。參見孫正民、崔愛茹編著的《國外公務員工資制度與工資立法》，法律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