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錢這個東西是很討厭的”

　　然而，無論是對于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主張，還是對二戰后歐美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公職人員收入分配的情況，毛澤東這時似乎都不甚了解。這或許也是他不能對等級工資制的建立表示異議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基于這種情況，再加上黨內對蘇聯經驗的迷信，使得毛澤東在這一問題上顯得無所作為。他只能把問題歸結為金錢本身存在的問題，用他的話來說就是：“錢這個東西是很討厭的，可是我拿它也沒有辦法，現在誰拿它也沒有辦法，列寧也沒辦法，總歸還得有�！�(《毛澤東遺物事典》，紅出版署1996年版)

　　還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已經對后來的供給制的等級趨向表示不滿了。1947年3月胡宗南部占領延安，毛澤東明確表示這是好事情，至少“打碎了龐大機構、官僚腐化”，逼得過去那種“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供給制標準也改了。他甚至講：“供給標準就這樣好，打到南京上海都不要再提高�！�(《謝覺哉日記。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949年中共中央初進北京城，在中南海懷仁堂開會時，一位軍隊將領當場提出：資本家吃飯時要擺五六個碗，解放軍吃飯是鹽水加一點酸菜，這不行，軍隊應當增加薪水。與會者當時多表示支持。毛澤東卻當即提出不同意見，他直截了當地反駁道：“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個碗，我們吃酸菜。這個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軍得人心就是這個酸菜——當然，還有別的�，F在部隊的伙食改善了，已經比專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們要提倡艱苦奮斗，艱苦奮斗是我們的政治本色�！�

　　多半是基于上述種種情況，毛澤東對工資改革問題，一連幾年都相當低調，很少介入。直到1956年春，即斯大林去世兩年后，蘇共召開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公開承認斯大林模式存在嚴重問題，毛才逐漸開始出來講話。

　　在初步反思幾年來照搬蘇聯經驗的利弊得失的情況下，他盡管委婉卻很明確地開始提出：現在的工資標準把收入的差距拉得太大了。在1956年全面推行工資制度改革前夕，他特別在黨內高層指出：“我們歷來提倡艱苦奮斗，反對把個人物質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工資可以增加一些，但要“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縮小上下兩方面的距離”。

　　毛澤東的這一提醒顯然沒有發生任何作用，1956年公布的新的工資標準較以前沒有任何帶趨向性的變化。對此，毛澤東顯然不滿意。工資改革工作的帷幕剛剛落下，他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對現行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工資標準提出了批評。他在為大會做結論時專門就此表示了自己的意見。他說：“現在高級干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懸殊是太大了，將來可以考慮也減少一些薪金�！彼�并且提到，不僅是薪金的問題，實際上還有特殊待遇問題，“一是物資供應，一是警衛太多，必須很好地注意加以改變，以身作則，才能號召人民艱苦奮斗，同甘共苦”。正是基于這一點，據說毛澤東堅持不接受最高級別的工資待遇，只同意拿400元左右的工資。(注：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編《毛澤東遺物事典》一書依據毛澤東歷年生活費收支報表所記，說毛澤東從1955年7月中國實行薪金制開始，每月工資即為404.8元，以后一直沒有變動過。但此說尚可存疑.因為404.8元的工資標準，應當是在1960年中共中央再度明令降薪以后確定下來的。另外.即使在稿費被一律取消的“文革”前后。毛澤東也一直享有最高標準的稿費待遇，因而其稿費收入在“文革”初期即已達數百萬元之多。雖然這一收入毛并未用于個人或家庭生活開銷，且幾度表示要將稿酬的大部交黨費，但他在世期間，仍只有他可以支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