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魯迅的個人生活中，有兩件事對他的打擊是沉重的。一個是他的婚姻生活，另一個就是與弟弟周作人的失和。魯迅生前一直不愿意向別人談及此事，他默默地承受著，長久地犧牲自我，這使魯迅陷入了人生最大的哀痛中。對一個具有鮮明現代意識的人來說，這種家庭的不幸本身，使魯迅有了更深的悲劇色彩。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記憶，周氏兄弟后來對此都閉口不談。魯迅與周作人的分手，是1923年7月19日。那日，周作人給魯迅遞來一封斷交信。信中說：

　　魯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請不要再到后邊院子里來，沒有別的話。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那一日，魯迅日記中寫道：

　　“上午啟孟自持信來，后邀欲問之，不至�！�

　　此前五天的日記有過這樣一段文字：

　　“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肴，此可記也�！�

　　可見問題已很嚴重了。事情發展得這樣突然，是旁觀者始料不及的。他們的好友張鳳舉和川島對此事略知大概，但均語焉不詳。許多年后，許壽裳著《亡友魯迅印象記》，談及兄弟兩人的沖突，點明其中原委。文章寫道：

　　魯迅愛住北平，但是他的西三條胡同住屋，是出于不得已而經營的。他原來在1919年把紹興東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共同售去以后，就在北平購得公用庫八道灣大宅一所，特地回南去迎接母太夫人及家眷來住，這宅子不但房間多，而且空地極大。魯迅對我說過：“我取其空地很寬大，宜于兒童的游玩。”我答：“誠然，簡直可以開運動會。”魯迅那時并無子息，而其兩弟作人和建人都有子女，他鐘愛侄兒們，視同自己的所出，處處實行他的兒童本位的教育。

　　……

　　魯迅對于兩弟非常友愛，因為居長，所有家務統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煩兩弟。他對于作人的事，比自己的還要重要，不惜犧牲自己的名利統統來讓給他。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癥的。她對于魯迅，外貌恭順，內懷忮忌。作人則心地糊涂，輕聽婦人之言，不加體察。我雖竭力解釋開導，竟無效果。致魯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廳而他總不覺悟；魯迅遣工役傳言來談，他又不出來；于是魯迅又搬出而至磚塔胡同了。從此兩人不和，成為參商，一變從前“兄弟怡怡”的情態。這是作人一生的大損失，倘使無此錯誤，始終得到慈兄的指導，何至于后來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

　　魯迅搬出以后，就借錢購得西三條的房子，是一所小小的三開間的四合式。北屋的東間是母太夫人的房，西間是朱夫人的房。

　　南屋是他的藏書室。說起他的藏書室，我還記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這所小屋既成以后，他就獨自個回到八道灣大宅取書籍去了。據說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電話，喚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則用一本書遠遠地擲入，魯迅置之不理，專心檢書。一忽兒外賓來了，正欲開口說話，魯迅從容辭卻，說這是家里的事，無煩外賓費心。到者也無話可說，只好退了。這是在取回書籍的翌日，魯迅說給我聽的。我問他：“你的書全部都已取出了嗎？”他答道：“未必�！蔽覇査�我所贈的《越縵堂日記》拿出了嗎？他答道：“不，被沒收了。”

　　決裂直接導因是周作人的妻子

　　魯迅畢竟是偉大的，他受了種種誣蔑委屈，搬出了八道灣，又生了一場病，而對于作人和信子的事，日記上卻一字不提。這是筆者在他死后數個月，為的要趕撰年譜，翻閱他的日記才知道的。

　　周作人對許壽裳的解釋，頗為不滿。談及與魯迅的決裂，他說：“這回講到1923年與魯迅失和的事件，因為要說明我不辯解的態度，便想到那篇東西可能表明我的理論，所以拿來利用一下，但那些陪襯的廢話本來是多余的；我所要的其實只是最末后的一節罷了。關于那個事件，我一向沒有公開說過，過去如此，將來也是如此，在我日記上7月17日項下，用剪刀剪去了原來所寫的字，大概十個左右，8月2日記移住磚塔胡同，次年6月11日的沖突，也只簡單地記著沖突，并說徐、張二君來，一總都不過十個字。這里我要說明，徐是徐耀辰，張是張鳳舉，都是那時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賓’，如許季弗所說的，許君是與徐、張二君明白這件事的內容的人，雖然人是比較‘老實’，但也何至于造作謠言，和正人君子一轍呢？”

　　不辯解，是高明人的做法，這里有人間最深切的無可奈何之感。周氏兄弟對此的感悟，是異常悲涼的，這對雙方都是巨大的打擊。先前的一切友愛、溫暖、親情，在瞬間變成了粉末。遙想當年，兩人手足之愛，同游東瀛，共譯洋文，后輾轉京城，于“五四”風潮中并肩吶喊。而今卻各自東西，目不相視，形同路人，確是人間的大悲苦。

　　魯迅與周作人分手后，兩人均給已去了上海的三弟周建人去信，但周建人的態度很明朗，站在了魯迅一邊。周建人理解魯迅，恐怕也是對羽太信子有看法，或與大哥意見一致，這是肯定的。細說起來，周氏兄弟的分手，就經濟上的角度看，也是必然的。本來，大家族親人間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加之羽太信子那時不太節儉，花銷頗高，搞得經濟上頗為緊張。周建人后來回憶說：

　　魯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還有稿費、講課費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這比當年一般職員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虧空，嚷著錢不夠用。在紹興，是由我母親當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當家。日本婦女素有溫順節儉的美稱，卻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卻真是個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氣派極闊，揮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齊坤，還有王鶴拓及燒飯司務、東洋車夫、打雜采購的男仆數人，還有李媽、小李媽等收拾房間、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更奇怪的是，她經常心血來潮，有時飯菜燒好，忽然想起要吃餃子，就把一桌飯菜退回廚房，廚房里趕緊另包餃子……這種種花樣，層出不窮。魯迅不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還把多年的積蓄賠了進去，有時還到處借貸，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寫文章時沒有錢買香煙和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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