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魯迅，是20世紀中國的兩位偉人。毛澤東是思想家、政治家和革命家，文學造詣很高。魯迅是思想家、文學家和革命家。同為思想家，毛澤東與魯迅看問題都很深刻，但他們處理問題的方式不同。毛澤東更多地站在政治家的高度上，而魯迅則定位在思想家的位置上。他們雖然未曾謀面，但是毛澤東對魯迅充滿了尊敬和敬仰之情，他多次表明：“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

　　互相神交：毛澤東與魯迅

　　魯迅與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的心是相通的。他雖然沒有見過毛澤東，但是對毛澤東卻非常佩服。1931年10月，魯迅向左聯文委書記馮雪峰以及茅盾打聽中央蘇區和毛澤東的情況，極為佩服朱毛在第二次反“圍剿”斗爭中的戰績，因為他們把氣焰囂張的國民黨反動派“嚇壞了”。魯迅對英勇作戰的紅軍十分欽佩。1932年秋，在馮雪峰等人的陪同下，魯迅曾在家中兩次會見陳賡。陳賡講的紅軍英勇戰斗的情形以及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給魯迅留下了深刻印象。魯迅非常重視這次談話，以后一再提及，認為確實比《鐵流》、《毀滅》里寫的生活更動人。他曾一度想寫一部反映蘇區紅軍戰爭題材的小說，但是終因沒有實際生活經驗而未動筆。

　　1933年初，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入中央蘇區首府江西瑞金。臨時中央博古提議，可以讓魯迅來當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員(教育部長)，主持中央蘇區的教育工作。中共中央派到魯迅身邊的聯絡員馮雪峰不贊成博古的意見，認為博古不了解魯迅，低估了魯迅在白區文化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還是讓瞿秋白來主持教育工作為好。張聞天贊同馮雪峰的意見，并征求了毛澤東的意見。毛澤東表示：“魯迅當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1934年1月，因為馮雪峰在上海的安全難以保證，黨中央把他調到瑞金，擔任中央黨校副校長。毛澤東此時受到博古、李德等人的排擠，被剝奪了對紅軍的領導權，處境艱難。聽說馮雪峰來到了瑞金，毛澤東專門拜訪了他。毛澤東遺憾地說：“五四時期在北京，弄新文學的人我見過李大釗、陳獨秀、胡適、周作人，就是沒有見過魯迅。”馮雪峰向毛澤東匯報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藝陣營的活動，特別詳細地介紹了魯迅的情況。毛澤東對馮雪峰講述的魯迅的事情尤其感興趣。馮雪峰告訴毛澤東，有一個日本人曾經說過，全中國只有兩個半人懂得中國：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魯迅，半個是毛澤東。毛澤東聽后哈哈大笑，他在沉吟片刻后說：“這個日本人不簡單，他認為魯迅懂得中國，這是對的。”

　　馮雪峰還告訴毛澤東，魯迅讀過毛澤東的詩詞，認為他有“山大王”的氣概。毛澤東非常開心，因為他自己一直以“山大王”自居，他在上井岡山之前的演講中就表示要做革命的“山大王”。

　　一天晚上，毛澤東再次約見馮雪峰。毛澤東的興致很高：“今晚約法三章：一不談紅米南瓜，二不說地主惡霸，我們不談別的，只談魯迅。”毛澤東接著說：“我很早就讀了魯迅的作品，《狂人日記》、《阿Q正傳》都讀過。阿Q是個落后的農民，缺點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會這個要求是錯誤的。魯迅對群眾力量有估計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農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評阿Q身上的弱點，滿腔熱情地將阿Q的革命要求寫出來。我們共產黨人和紅軍干部，很多人看不到，對群眾的要求不理會，不支持。應該讀一讀《阿Q正傳》。”毛澤東還對馮雪峰說：“我也想重讀一遍，可惜當地找不到這部書。”毛澤東又問魯迅這幾年寫了些什么，馮雪峰扼要介紹了魯迅到達上海后所寫的文章，尤其是在幾次論爭中的文章。

　　馮雪峰接著反映，臨時中央有人主張請魯迅到蘇區來。毛澤東問：“干什么？誰主張的？”馮雪峰解釋說：“不是正式主張，只是隨便說說。”毛澤東嘆息道：“這些人真是一點也不了解魯迅！”馮雪峰還把魯迅不想離開上海，并謝絕到蘇聯去，認為在崗位上，總能打一槍兩槍的想法詳細告訴了毛澤東。毛澤東感慨地說：“這才是實際的魯迅！一個人遇到緊要關頭，敢于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堅決將艱巨的任務承擔下來，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最可貴的品格。我們民族幾千年來多次瀕臨危亡，終于能夠維持不墮，就因為人民有這樣的品格，這點在魯迅身上集中地體現出來。”

　　1935年10月，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帶領紅軍沖破蔣介石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經過萬里長征，勝利到達陜北。魯迅聽到這個消息非常高興，寫下了著名的《亥年殘秋偶作》一詩，其中有“竦聽荒雞偏闃寂，起看星斗正闌干”的句子，表現了魯迅遙望北斗星，對遠在陜北的紅軍及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無限牽掛之情。1936年3月29日，魯迅抱病和茅盾一起為紅軍東征勝利給黨中央和毛澤東發出了賀信：“英勇的紅軍將領和士兵們，你們的英勇斗爭，你們的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解放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全國民眾期待你們更大的勝利，全國人民正在努力奮斗，為你們的后盾，為你們的聲援，你們的每一步前進，將遇到熱烈的歡迎與擁護。”“在你們的身上，寄托著人類和中國的將來。”魯迅從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和工農紅軍身上，清醒地看到了“人類和中國的將來”，看到了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無限光明前途。

　　1936年4月，馮雪峰奉黨中央之命離開陜北到上海同中共秘密組織建立聯系。馮雪峰在上海住到了魯迅的家中，同魯迅有了更加深入的交流。他向魯迅講述了紅軍長征的經過、遵義會議情況、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魯迅靜靜地傾聽著，馮雪峰每次提到毛澤東，提到毛澤東周圍的中共領導人，魯迅總是流露出親切信任的表情。魯迅還委托馮雪峰把自己抱病編的瞿秋白《海上述林》以及購買的火腿送給毛澤東和周恩來。

　　1936年初，在上海的“托派”組織寫信給魯迅，對中共領導的民族統一戰線及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人加以攻擊，企圖挑撥魯迅與中共的關系。6月9日，已經病重的魯迅口授了一封信，對他們進行了嚴厲的駁斥：“你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對毛澤東們“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魯迅提及毛澤東見諸文字者為數不多，這是十分難得的一次。正由于此，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多次講話中都提到了魯迅，稱贊“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

　　1936年10月魯迅病逝后，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聯名發表了《為追悼魯迅先生告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書》、《致許廣平女士的唁電》、《為追悼與紀念魯迅先生致中國國民黨委員會與南京國民黨政府電》。

　　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在《為追悼魯迅先生告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書》中決定：一、在全蘇區內下半旗志哀并在各地方和紅軍中舉行追悼大會；二、設立魯迅文學獎金，基金10萬元；三、改蘇維埃中央圖書館為魯迅圖書館；四、蘇維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建立魯迅紀念碑；五、搜集魯迅遺著，翻印魯迅著作；六、募集魯迅號飛機基金。

　　在《為追悼魯迅先生告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書》中，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還對南京國民政府提出如下要求：一、魯迅先生遺體進行國葬，并付國史館列傳；二、改浙江省紹興縣為魯迅縣；三、改北平大學為魯迅大學；四、設立魯迅文學獎金獎勵革命文學；五、設立魯迅研究院，搜集魯迅遺著，出版魯迅全集；六、在上海、北平、南京、廣州、杭州建立魯迅銅像；七、魯迅家屬與先烈家屬同樣待遇；八、廢止魯迅先生生前一切有關禁止他的言論、出版自由的法令。

　　魯迅病逝后，黨中央委托馮雪峰主持治喪工作。馮雪峰還特意把毛澤東的名字寫進了魯迅治喪委員會的名單中。1937年1月，馮雪峰回延安匯報工作，毛澤東一再關切地詢問魯迅逝世前后的情況，表示了對魯迅的懷念之情。

　　1938年，魯迅藝術學院在延安成立(1958年改名魯迅美術學院)。毛澤東親自為學院書寫校名和“緊張、嚴肅、刻苦、虛心”的校訓。毛澤東對魯迅的尊敬與熱愛，還體現在他對魯迅的學生的關懷上。1938年春，毛澤東從前來匯報工作的丁玲處獲知魯迅的弟子蕭軍來到延安的消息，便親自到招待所探望蕭軍，還邀請他一起共進午餐。1940年6月，蕭軍第二次抵達延安后，由于人際關系上出現問題，曾一度萌生離開延安的念頭。毛澤東知道后，一次又一次挽留他，與他促膝長談，幫助他解開心頭疙瘩。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毛澤東先后10次寫信給他，多次接他到楊家嶺談話。1945年11月，蕭軍赴東北工作前夕，毛澤東又兩次接見他，與他親切交談，期盼他能加入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還邀請蕭軍去朱德總司令家共進午餐。飯后，毛澤東與朱德一道，一直把他送到大路旁才揮手告別。毛澤東對蕭軍的關懷，尤其是對魯迅的評價，影響了蕭軍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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