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12日，《京報副刊》發表孫伏園(化名曾秋士)《關于魯迅先生》一文。文中談到，魯迅聽說他的小說集《吶喊》一出版就被請進中小學課堂之后，不但感到極為沉痛，而且此后一看到這本書就討厭。因為他很不愿意孩子們讀到他的作品，最不愿意孩子們讀到小說集中的《狂人日記》。他說：“中國書籍雖然缺乏，給小孩子看的書雖然尤其缺乏，但萬想不到會輪到我的 《吶喊》。”他甚至激憤地說，這書不但沒有再版的必要，簡直應該讓它絕版，他甚至不想再寫這一類的小說。

　　孫伏園文中還談到魯迅對于自己的小說作品之評價。“我曾問魯迅先生，其中哪一篇最好，他說他最喜歡《孔乙己》，所以譯了外國文。我問他的好處，他說能于寥寥數頁之中，將社會對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地描寫出來，諷刺又不很明顯，有大家風度。”魯迅說得明明白白，他是要表達對于弱者的同情，同時揭示人間的冷漠。可是幾十年來中學課堂對于《孔乙己》的解讀，老說作者是要諷刺孔乙己的迂腐，批判封建禮教的吃人本質。此一解釋跟作者的立意距離甚遠。諷刺不如同情來得厚道，封建禮教也比人間狹窄。禮教吃人僅是文化悲劇，人吃人則是存在意義上的悲劇。作者批判的矛頭是指向社會的，對人物則很是溫厚。我們的教育系統和文化解釋系統，為什么總是要把人引領到最冷酷、最殘忍的思路上？雖然解讀作品不能全受作者本人意見的局限，但作者的意見無疑是指引我們進入作品最權威的路標。

　　魯迅的態度表明了他對孩子讀物的一個想法，就是不應該老是讓孩子看見血腥、丑惡、殘酷和絕望。而應該選擇那些充滿理想、充滿光明、充滿善念和愛心的作品提供給孩子。我們能否從中得到一些啟示？

　　前不久從網上讀到一篇文章 《給小學六年級課本編寫者判卷》，這位學生家長說：“課本非但缺乏美感，而且充滿了殘缺的意象，課文展現的是一個不安而悲慘的世界。這對于少年時期的孩子們來說，可能會有一定潛在的心理損害。假如你認為讓孩子們充分接觸殘酷的世界是應該的，那么我要說，周圍現實世界已經給了他們足夠的鍛煉，在語文課本中就沒有必要加上這一社會教育的負擔了吧。在這個有限的語文教育空間內，還是讓小孩子們專注于語言的美感更好些。”

　　作者進一步發揮說：“有美麗的夢是人生的一大美事，給孩子們做美夢的時間我個人認為是越長越好的。人生不過就幾十年，可以做夢的時間實際上非常短。我常常有感于中國學生的思想過于復雜，學習的負擔也過重了一些，往深里想，這是一種不自覺的人生殘害。革命時代既然已經過去，就讓孩子們該單純的時候就單純一些吧。”

　　在基礎教育中，不應該著重于批判，而應該著重于孩子精神世界的建設。魯迅的態度和這位學生家長的意見，傳達的都是這個意思。這一點很值得我們深思。 (摩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