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的自戀

　　相對于身體的自戀，近年來的文學創作中，精神的自戀表現得更為復雜一些，綜合其要，是指敘事者將其對某種思想觀念、精神傾向或信仰的堅守作為一以貫之的敘事目的，所有的敘事技巧、敘事方法乃至敘事立場都圍繞著這一核心“旋轉”，呈現出概念優先于審美的傾向，如張煒的都市批判創作、張承志和北村的宗教敘事、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等，都滲溢出日益鮮明的精神“自戀情結”。

　　以張煒創作為例，出于對鋼筋水泥、高樓大廈給現代個體造成的生存陰影的拒斥，其敘事的主體性立場日益明晰，同時又日益簡化為傳統的道德實用主義。從《九月寓言》、《家族》、《柏慧》到《外省書》、《能不憶蜀葵》，他以“融入野地”的決然姿態，對超溢出傳統文化道德規范之外的一切表達著“憤怒”，導致了對歷史精神與人文立場的雙重質疑。

　　從先鋒文學轉向“神性寫作”的北村也有類似的傾向，具體說來就是將文學敘事當成了宗教信仰的形象性解說詞，尤其是《憤怒》更有代表性。主人公李百義“經歷罪惡、參與罪惡、摒棄罪惡”，最終以愛拯救靈魂的人生軌跡，幾乎就是基督教義的具象闡釋。信仰理念也許讓人肅然起敬，可是敘事的斷裂與突兀使這一形象較難獲得血肉的豐滿與統一。

　　當下小說還有一種流行趨向，就是似乎只要避開政治、階級等視角，就有重新敘事的意義和創新價值。這種“非政治”和“非階級”的創作傾向其實也是一種精神自戀。比如蘇童的《碧奴》，過多的關于眼淚的敘事稀釋了孟姜女傳說的悲劇意義與人文情懷，成為一場勉為其難的敘事技巧的長旅。

　　與小說創作相比，散文由于體裁上的便宜也很容易滑入自戀的漩渦。這一點在余秋雨身上表現得特別突出。“文化人格”問題在被強調了多年之后，在其作品中仍不過是一個自明的價值判斷標準，至于它的內涵及其與現代文化語境的內在關聯等一系列相關問題則少有審美化的追思，長而久之則陷入了一套固定的話語方式。余秋雨與上述作家一樣，試圖以文學解決文化問題，都因占據了某種思想高地而呈現出舍我其誰的自大型自戀傾向，仿佛只要憑借著精神堅守，自然就能獲得文學敘事上的成功，結果卻恰恰造成了對文學張力與彈性的稀釋。

　　自我的迷戀

　　通俗一點說，自我的迷戀就是愛上自己不能自拔。如果說身體自戀與精神自戀是從文本的敘事立場、敘事聲音、人物形象、主題思潮等層面滲透出創作者的自戀情結，那么自我迷戀則進一步表現為作家對自我的整體性的過度迷戀。自我的迷戀介于前二者之間，近似于弗洛伊德之“自我”介于“本我”與“超我”之間，但它卻是自戀更為復雜的一種表現形態。這一點在“80后”寫作中表現得非常明顯，帶有強烈自我原型情結的主人公幾乎都是出身高貴、才華橫溢、相貌出眾、舉止高雅、備受艷羨的王子公主型人物，“從巷子里穿過的時候可以感覺到周圍人的目光。那是一種隆重的檢閱。我覺得自己是個引人入勝的孩子，于是神采飛揚”；“等到我長大之后才明白，我真正迷戀的是從我家到那個人身邊的這一段路。它像極了我的一場表演，一場我精心打扮的演出。”(張悅然《這些，那些》)

　　在這方面，女性寫作則呈現出復雜的態勢。在自戀的女性主義那里很難分清其身體自戀與精神自戀，往往是種種因素混沌不清的混合。伊蕾、翟永明、唐亞平等女性主義詩歌毫不掩飾對自我身體樣貌的仰慕與崇拜：“顧影自憐---/四肢很長，身材窈窕/臀部緊湊，肩膀斜削/碗狀的乳房輕輕顫動/每一塊肌肉都充滿激情”；“我欣賞我吸煙的姿勢/具有一種世界級的美感”。在陳染、林白筆下，“她們”不但“外貌美麗絕倫”，擁有“細嫩得可以擠出奶液”的白皙皮膚；氣質更是“超凡脫俗”：“獨自倚欄，一襲長裙，一雙素手，一杯上好的碧螺春，一本中式線裝書，一雙秋水滿盈的眸子，目光里似怨似嗔；若虛若實”(林白《回廊之椅》)。更多女性敘事者直接將自身當作日常生活最具審美性的表現對象。林白在《說吧，房間》中宣言：“自愛真是一個無比美好的詞”，“我既愛我的身體，也愛我的大腦，既愛我的大腦，更愛我的心靈，我愛我的意志與激情，我愛我對自己的愛。”在以衛慧為代表的一批年輕作家的作品中，這種自戀被推向高潮：“我從來都比較容易可憐自己，自戀正是我身上最美的氣質”(衛慧《上海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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