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乏力，作家失語，中國當代文學沉寂到接近谷底，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批評也走向了極端：“垃圾”、“死了”等頗具暴力色彩的詞匯接踵而來。近日文化批評家朱大可在接受《財經時報》訪談時稱：“中國文壇是空心化的，它已經榮升為一個龐大的垃圾場。”朱大可被譽為中國文化批評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獨特的話語方式、冷靜的洞察力在絢爛詞匯的包裹下，有著令人賞心悅目的質感。在“文學垃圾論”早已不是什么新鮮論調之后，作為對用詞有著極強操控力和謹慎心的評論者，他還是選擇了“垃圾”這個詞來形容中國文壇。

　　在批評中國當代文學找不到突破口的時候，朱大可對中國文壇的“垃圾場”評價，再次觸動了當代文學敏感的神經，一些專業(yè)的媒體開始紛紛采訪作家、評論家，試圖以此為契機，探討一下究竟如何評價當代文學的問題，也就是說，看看“垃圾論”和“垃圾場論”究竟能不能成立。我認為，這樣的探討是無意義的，源于浮躁言論而開往當代文學的討伐軍隊，注定會像往常一樣，轟轟烈烈制造一堆口水后無功而返。

　　“文學垃圾論”源自德國漢學家顧彬，雖然后來被證實這不過是重慶一家媒體偏離顧彬語意而進行的一次片面性報道，但這一觀點還是在評論界和讀者中激起了很大反響。顧彬在此后接受媒體采訪時稱從未說過“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這句話，但之前被媒體放大制造出來的“假消息”，已經在無意之間觸到了中國文壇的“真問題”。圍繞“中國當代文學究竟是不是垃圾”這個焦點，媒體很是熱鬧地討論過一陣子。否認這個觀點的，多駁斥顧彬對中國文化是“門外漢”，認為國外的學者不了解國內的國情。至于如何證實中國當代文學不是垃圾，誰也拿不出充足的理論和證據。“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在某個層面上幾近成了共識。

　　詩人葉匡政去年曾發(fā)出“文學死了”的言論，作為同樣的熱點話題，這一言論要早于之前被放大的“文學垃圾論”。“死了”也好，“垃圾”也好，只不過是一個問題的兩種表述方式，無所謂哪種更夸張或更貼切，其目標所指，都是文壇和文學的病灶。當代中國文學的麻木已經到了不用重磅炸彈不足以引來震動的地步。長期以來文壇滿足于圈子內互相吹捧和自娛自樂，缺乏自省能力。讀者失望，輿論批評，甚至國外的漢學家都敏銳地指出了中國當代文學的麻痹癥狀。

　　朱大可將“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升華”到了“中國文壇是龐大的垃圾場”，其實說的實質問題還是一樣的。在中國，文學是屬于文壇的，如果文壇是一個布滿蚊蠅臭味熏天的垃圾場，那么很難想象這樣的場所能生產出什么像樣的“精神食糧”。讀者對文壇的膜拜并沒能促使這塊田地中的人苦于耕耘和勤于打掃。找不到可以滋養(yǎng)精神和靈魂的文字，讀者的疏離自然更使得文壇腐臭的速度加快。朱大可認為是“工業(yè)化”的垃圾生產流程和文學的核心價值蒸發(fā)導致了中國文壇的垃圾化。的確如此，從外在環(huán)境看，出版商對利潤的追逐使得作品質量隨著出版速度的加快直線下降，圖書的商品價值超過了它的啟蒙和教誨價值。從內在看，作家非但未能從浮躁的時代中掙扎出來，反而和各種商販一道墜入了一切皆可交易的商品大潮中，物質交流天經地義，而精神的交易和靈魂的販賣，使得作家從“身份”轉變成了“職業(yè)”——而且這種職業(yè)的目的不是為了表達自我或者傳播觀念，終極目標直指盈利。

　　當代文學是垃圾，這句話不應從別人口中說出來，最應說出這句話的該是中國的作家們。在朱大可的訪談之后，同一家媒體對作家閻連科進行了專訪，閻連科說了一句話，認為自己的作品80%是垃圾。我不認為這是在迎合朱大可的“垃圾場”論，寧可認為這是作家的一種自謙，可如果咱們中國的作家多多少少都有一點這樣的自謙精神，“垃圾”的定論也不至于如此三番五次被戴在頭上。是不是垃圾，最好由閻連科這樣的作家來自己說，一般有自謙精神的作家，也通常具備自省的能力。我們相信，垃圾場上也會開出奪目的花朵。

　　中國作家是該到了拿掉面前用于自戀的鏡子，把視線和整個人投入到火熱的生活中去的時候了，他們面對的這個時代，有幸福和苦難，有喜悅和悲傷，有歡笑和淚水，不應沉迷于過去陳舊的記憶里，也不必刻意虛構可以逃避現(xiàn)實的海市蜃樓……

　　自朱大可之后，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批評應該轉一個方向了，“垃圾”和“垃圾場”的評語已經達到了揭示文學痼疾和文壇重癥的目的，到了批評的極限。如何讓中國作家寫出好作品，批評家和研究者是給不出具體的標準答案的，重建文學興盛景象和架構文壇新秩序，有賴于中國作家的集體突圍，敢于承受創(chuàng)作面臨的挑戰(zhàn)和羽翼不能盡情展開的痛苦。沒有哪一種有力量的寫作會是在空調房間和鮮花美酒包圍下完成的，每一部偉大作品的完成都是建立在作家的自我犧牲之上的，中國作家應該具備這種犧牲精神，把“垃圾”和“垃圾場”的評論當作恥辱的十字架扛起來，如此，在一片廢墟之上建起的文學新圣殿才能重新給予文學以尊嚴。(韓浩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