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國】

　　天山之北，有一條大路，那是綠洲絲綢之路；天山之北，有一座大城，那就是北庭城。

　　從空中俯瞰，位于新疆吉木薩爾縣的北庭故城遺址，占地1.5平方公里，城市的大格局清晰可見，大致分為一內一外、一大一小兩重城。有意思的是，兩重城都是完整的城池，均有城墻、壕溝和城門，城墻每隔60米左右設一馬面，每一段城墻中部有一座和馬面合二為一的高大指揮臺。

　　天山北麓古代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一座城市，天山以北地區唐代最大的城市為什么會在吉木薩爾縣呢？這種城市布局在新疆比較特殊，為什么會這樣呢？其實這是北庭軍鎮體系出現的原因及發展歷程的結果。

　　西域何以重要

　　在古代，農耕和游牧是差異很大的兩種經濟形態，因此，兩種人群的思想理念差異較大，統治方式更如水火不容。正如班固所說：“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對于農耕社會而言，游牧人驍勇善戰、居所分散，無法有效收取稅賦，直接統治草原的成本遠遠大于收益。當然，游牧人對農耕世界也有很多不理解和偏見。總體來說，不斷崛起于蒙古高原的游牧帝國，其主要目的并不是入主中原，而是通過貿易、騷擾、劫掠、訛詐等方式從農業社會獲得各種物資。農耕為基礎的中原王朝也不會試圖去經營純粹的草原地區，往往采取和親、饋贈、互市和阻隔、分化、集中兵力短期出塞攻擊的兩手策略，以最小代價追求互通有無的相安無事。如果乘天時地利人和之機，統而少治，達到“四夷賓服”，則幸為盛世。

　　然而在西域，情況有所不同。從歷史看，新疆為核心的西域是歐亞大陸的腹心地帶，處于幾大文明板塊接壤的區域，具有重要的交通、地緣戰略價值。對于蒙古高原占有軍事優勢的草原帝國而言，可以很容易地從西域獲得財寶、生產與生活資料、人力和人才等。而強盛的中原王朝，對西域同樣勢在必得。首先這里是軍事戰略要地。比如，漢朝可以聯絡烏孫和綠洲諸國，實現“斷匈奴右臂”的戰略目標。其次這里是東西交通必經之地。比如擊敗了西突厥人以后，唐太宗曾興奮地對來自中亞安國的人說：“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同時可能還有一些深層的原因。比如中原王朝自古以來，總有“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聲教所暨，無遠弗屆”的抱負，追求“六合同風，九州共貫”的理想，渴望達到“山河大地，海晏河清，四夷咸服，四海無虞”的境界。另外，自漢武帝以來，中原王朝發現，西域是昆侖之所在，美玉之所出，是河源之地，萬山之祖，具有深厚的人文淵源、心靈故鄉的寓意。

　　北庭何以重要

　　天山以北是游牧區，軍力強大；天山以南地區以小國寡民的綠洲城郭為主，脆弱少防。因此，西域總體態勢是“北可以制南，南不可制北”，無論漢唐，要穩固地經營天山以南地區，就必須完全控制天山以北起支配作用的游牧勢力。作為“西域門戶”和根據地的環東天山地區則成為關鍵。

　　北庭城，南枕天山通南疆、北隔瀚海望草原，東通草原和中原，西通中亞和西亞，城南約50公里正對著東天山最重要的南北通道“車師古道(他地道)”。北庭城所在的吉木薩爾縣處于冬暖夏涼、旱澇保收的半山地帶，擁有水量充沛、土地肥沃的沖積平原，農耕可以為城市和軍政發展提供穩定的保障。這就是漢唐持續在這里建設有效管轄西域的軍政體系的原因。

　　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高峰之一。值得指出的是，在近三百年東西大交通、胡漢大交融的背景下，唐代安史之亂之前的邊疆治理成果顯著。由農耕和游牧人群融合而成的統治集團，一方面，繼承了中原王朝近三千年不斷迭代積累的文化傳統和統治經驗；另一方面，創造性地發揚了自夷夏分野以來，特別是漢末以降，胡漢雙方反復碰撞、融合獲得的博大胸襟和統治農牧二元社會的智慧。與此同時，絲綢之路開辟以來大幅提升了東亞農牧人群對世界的理解和眼界。

　　河西及西域對于唐代具有特殊的政治軍事戰略意義，是關中都城西部重要的戰略緩沖區。唐代在西域面臨的局面更為復雜，除了突厥及上述原因，還要加上吐蕃的擴張、突騎施崛起、大食東進等因素。唐代對西域的經營，特別是新疆天山以北的草原地帶，經過設立庭州，升級北庭體系，不斷調整建制，與安西都護府相配合，效果尤為突出。相比漢代，長效的穩定機制非常明顯。

　　北庭體系何以重要

　　公元630年，東突厥汗國滅亡，唐太宗獲得了“皇帝天可汗”的地位，成為農牧世界的共主。西域方向，在西突厥內戰期間，西域各種勢力紛紛歸降唐朝。唐收復現在的哈密綠洲，設立伊州。公元640年，唐軍收復吉木薩爾縣境內的可汗浮圖城和吐魯番地區。唐朝在吐魯番地區設立西昌州(后改為“西州”)，并設立安西都護府，駐交河故城，負責“撫慰諸蕃，輯寧外寇，覘候奸譎，征討攜貳”。另外，在可汗浮圖城設庭州。在唐太宗的堅持下，伊、西、庭三州均按中原地區唐制進行統治。

　　盡管如此，唐朝初期尚未強盛，加之主力東征高麗，故而派往西域地區的大軍多為短期征伐，日常基本是依靠任用降服的突厥首領進行管轄，并沒有在西域長期駐扎足夠多的唐朝正規鎮戍軍隊。因此，對西域，特別是天山以北地區的控制尚未穩固。軍事力量薄弱的庭州就兩次失守：第一次是降唐西突厥葉護(突厥、回紇等民族的官名，地位僅次于可汗。——編者注)阿史那賀魯的叛亂；自651年到658年，唐朝三次出兵，最終才平定阿史那賀魯之亂。第二次是西征大軍統帥蘇海政聽信濛池都護阿史那步真讒言，卷入西突厥內爭，冤殺昆陵都護阿史那彌射，導致阿史那都支率部叛唐附蕃，興兵攻擊庭州，庭州刺史來濟戰死敵陣，庭州二度失守。

　　龍朔三年(公元663年)十月以后，金山都護府創立。不久，金山都護府治所從西州轉至庭州，此后歷任金山都護都兼庭州刺史，成為這一都護府的獨特傳統。金山都護府是朝廷任命的正式唐軍建置，與安西都護府有了密切的行政關系，天山北麓的防務因此大為加強。雖然垂拱(唐睿宗李旦的年號，685年正月—688年十二月——編者注)年間廢止的金山都護府和北庭都護府沒有直接的繼承關系，但可以說，金山都護府是北庭都護府創立的歷史先導。

　　北疆穩固局面真正的轉機在于北庭都護府的設立。武則天執政期間，隨著突騎施的興起、東突厥汗國的西征、吐蕃威脅的持續存在，西域形勢堪憂。公元692年，王孝杰收復四鎮后，唐朝以3萬精兵鎮守四鎮，大大加強了唐朝在西域的軍事力量。公元702年，庭州升級為北庭都護府，置燭龍軍。公元703年燭龍軍改為瀚海軍，常備守軍1.2萬人、馬4.2千匹。后又增伊吾軍和天山軍，總兵力達2萬人、馬5千余匹。由于確立了都護府的地位，完善了府州、鎮、守捉、戍、堡、烽、鋪和館驛為一體的軍鎮系統，特別是增加了軍隊的力量，唐朝終于比較穩定地控制了天山以北的游牧勢力，減弱了草原力量和吐蕃的聯系，從而有效保障了天山以南地區的安穩。相繼設立的北庭都護(大都護)、伊西北庭節度使，先后統管伊州、西州和天山以北、阿爾泰山以南、咸海以西的廣大地區，最終發展成為天山北麓的政治、軍事和文化中心。

　　北庭故城內外兩重城就是這個建制變革和擴容的體現。通過觀察可見，現在的內城就是唐太宗時期首建的庭州城。包含內城的外城墻是武則天時期設立北庭都護府時擴建而成。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近年來對內城北門、西門及外城南門、北門的相關考古發掘也能證明，內城的確是最早修筑的庭州城，而外城應當是后期為了安置瀚海軍而擴建。庭州城和擴建的外城加起來成為北庭城，位于庭州城內東北部的子城一直是核心區，庭州刺史、北庭都護和節度使先后在此辦公和居住。這個大格局經宋遼、蒙元時期的高昌回鶻王國沿用，一直持續到元末明初，城市才在戰亂中被徹底毀廢。

　　北庭研究何以重要

　　包括天山以北地區的整個西域在漢唐元清等強大的中原王朝看來，都是必須有效統治的區域。從庭州到金山都護府，到北庭都護府，再到伊西北庭節度使的轉變，正好體現了唐朝投入巨量財力和人力，加強軍政建設，有效統治天山以北草原地區的努力。這些建制改革保證了唐朝在將近一個半世紀的時間里對西域的有效統治，促進了天山以北地區城市化的進程，成為后代邊疆治理和建設的重要遺產和傳統，北庭也因為大唐文化的熏陶潤澤在宋元時期成為人才輩出、文化繁榮的地區。

　　北庭故城為核心的城鎮網絡是中國和中華民族發展過程中，在“四個共同”，即各民族共同開拓守衛疆土、共同書寫歷史、共同創造文化、共同培育精神方面最珍貴的見證，是我們今天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最寶貴的文化遺產資源。在歷史上長期維護絲綢之路的安西和北庭體系同時也是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最寶貴的文化遺產資源，和全世界很多相似的遺跡一樣，值得全人類共同珍視和借鑒。

　　(作者：郭物，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