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蔣介石“同和不同”:為何沒有“同路”(5)

　　（3）自卑感導致強烈的自尊心

　　毛澤東和蔣介石之所以自尊心很強，與二人成長的時代背景也有些關系。因為那個時代的特點，是中國受盡外國列強的侵略、欺壓和凌辱，經常都會受到亡國亡種危險的刺激。因此那個時代的許多有抱負有理想的青年人，都有很強的民族主義和悲情意識。毛澤東是如此，蔣介石又何嘗不是如此？有時候我們會注意到蔣介石國民黨當政時，在處理外交事務上不夠強硬，妥協退讓，甚至有喪權辱國的做法，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蔣不愛國，不是民族主義者。從1928年“濟南慘案”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再到抗日戰爭等，我們注意一下蔣的日記，就能夠知道，蔣介石內心里對民族和國家的態度是很清楚的。我們都知道，毛澤東在處理和共產國際，特別是和俄國人的關系問題上，曾經很強勢地堅持過獨立自主。比較一下蔣介石，他在處理與美國顧問的關系時，又何嘗沒有相同的表現？美國總統派史迪威將軍到中國戰區來做蔣介石的參謀長，史迪威非常看不上蔣介石，對蔣不尊重，再加上兩人在如何使用中國軍隊的問題上意見相左，常鬧矛盾。最后史迪威極力想取得中國軍隊的指揮權，于是把狀告到了羅斯福總統那里，羅斯福也一度想要壓服蔣介石接受史迪威的意見。面對這樣一種巨大的壓力，蔣介石硬是冒著破裂與美國關系的危險將這個四星將軍趕走了。

　　有一位北大的老師在課堂上曾經講過這樣一則傳聞。說的是新中國在保衛南沙群島的斗爭中，曾經不得不從黃海和東海調艦隊前往南海。從黃海和東海穿過臺灣海峽速度會快得多，否則繞公海就要耽擱很多時間。當時，中共中央在討論要不要冒險走臺灣海峽時，毛澤東說了一句話。他說：沒關系，我相信蔣先生是愛國的。其實，不管我們在過去怎樣講蔣介石是美帝走狗，毛澤東、周恩來他們內心里是很清楚的。這位老師講的這個故事未必十分真實，但卻不完全是空穴來風。事實上，1958年第二次臺海危機期間，毛澤東就不止一次地講到過，蔣家父子是愛國的，并且試圖團結蔣介石，搞聯蔣抗美。

　　在這里，我們要強調一點，對于國家利益的問題，執政黨與革命黨由于所處位置不同，承擔的責任和風險也不一樣，因此，當面對重大危機之際，它們所選擇的作法很可能不會一樣。革命黨可以把口號喊得很高很響，因為它不需要承擔執政黨的失敗責任。然而執政黨卻有它的難處。我們今天批評蔣介石30年代不該搞“安內攘外”的所謂“國策”，這在情理上是說得通的。國家都要亡了，你還要鎮壓異己勢力，豈不是不講民族國家利益？但是，如果換個角度，從蔣介石和執政黨當時的立場來看問題，不完成國家的統一，聽任地方勢力武裝割據，甚至你在前面抗戰，他在后面乘虛而入掏你的老窩，你又如何集中精力來抵御外侮？這種問題，對于當年許多國家的執政黨來說，都是一件很難把握好分寸的事。其實，這里的關鍵還是要看你的這種政策最后是否達到了你所想要達到的目的。比如，1918年，布爾什維克剛剛執政，德國和俄國之間的戰爭尚未停止。為了首先鞏固內部，列寧不顧眾多同事的反對，堅持批準與德國簽訂了布列斯特和約，割讓了大片領土。等到政權鞏固了，國家強大了，蘇聯最后又把這些割讓的土地收回來了。

　　同樣的情況，中國60年代的外交非常革命，一直奉行最強硬的既反帝又反修的四面出擊的戰略。然而，珍寶島事件發生后，毛澤東一貫的反美立場迅速發生了改變。原因很簡單，因為他清楚地發現，如果不聯合美國，中國很可能會成為蘇聯核打擊的目標。為了中國自身的安全，中美迅速開始接近和對話。而這對于那些一直以中國為世界革命中心的各國革命黨來說，顯然是一種致命的打擊。本來中國的戰略是鼓動世界上所有革命黨來反帝的，現在中國自己卻與帝國主義搞到了一起去了，怎么理解？當時阿爾巴尼亞就公開站出來反對中國對美帝國主義妥協，正在與美國作戰的越南人對此也深為不滿。但是，毛澤東為了中國自身的利益，仍舊堅持要與美國妥協。要知道，我們與美國妥協，不光是犧牲了過去的革命原則，犧牲了許多左派朋友，我們還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我們過去一向堅持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那就是要解決臺灣問題。當時我們與美國的談判，在臺灣問題上明顯地作了讓步，以至于至今美國仍舊與臺灣保持著某種特殊關系，甚至仍舊在向臺灣出售武器。執政黨處理外交問題時需要著重于現實利益的考慮，而很難簡單地堅持意識形態立場或革命口號，這是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