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蔣介石“同和不同”:為何沒有“同路”(4)

　　既然毛、蔣二人都受到過激進主義思想的影響，都贊同過相同的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的主張，他們為什么又沒有能夠走到一起去呢？關于這一點，我們大概要注意到他們成長過程中的不同了。1914年以后，蔣介石開始跟隨孫中山，加入了當時的中華革命黨，后來這個黨又改名為中國國民黨。這是個有相當長的革命經歷的政治團體。而它明顯地不同于中國共產黨，不僅因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不同于共產黨的共產主義，而且因為這兩個黨有著完全不同的社會基礎。

　　孫中山的黨的主要支持力量顯然是社會的中間階層。它在許多年里，其實始終是依靠海外那些愛國的華僑的贊助和參預生存發展下來的。從1894年成立興中會開始，一直到1919年改組成中國國民黨，它的勢力雖然在國內逐漸擴大，吸收的卻大都是一些中等水平以上的知識分子，他們的家庭出身及其自身的地位，也都屬于有“恒產”，即有穩定的經濟收入的那一階層。因此，他們的許多理念都與孫中山的理念相似，追求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和經濟制度，但希望用些社會主義的措施來抑制資本主義的弊病滋生。中國共產黨就不同了。它從一開始成立，就將自己的基礎公開地放在中國最底層的貧苦民眾當中，公開地反對有錢人，主張用暴力的手段，通過剝奪富裕者和徹底消滅私有制的辦法，來達到實現人類理想社會的目的。

　　由于兩黨依靠的階層不同，他們的利益和政策目標也就不同。孫中山為了實現自己的建國的目標，到處找外援，最后不得不與蘇聯和中共合作。而他也因此遇到黨內很多老黨員的反對，原因就在于此。

　　由于兩個黨的指導思想不同，社會基礎不同，政策目標和利益所在不同，毛澤東和蔣介石分別加入到這兩個黨當中去，其成長時所受到的影響自然也就不可能是相同的。蔣介石再激進，再受五四新思想和蘇俄革命精神的熏陶，他所依賴的那個黨所給予他的影響畢竟要更大更直接。因此，蔣介石的思想再激進，最終也還是會服從于國民黨的政策需要。何況，對于蔣介石這樣一些深具抱負的人，組織本身就是他在政治上安身立命和實現其鴻圖大志的看家本錢，他無論如何也不會因為某種并不成熟的理想，而放棄對組織的依賴。蔣介石最后會一步步走上反共的道路，并不是他沒有或不曾有過激進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恐怕還是其抱負心和利益使然。

　　同樣的情況，毛澤東一開始加入的就是另外一種政黨組織。他因此接受的是共產主義的觀念。這套觀念從俄國傳進來，爭取和依靠的對象是工農大眾。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明確表示過自己不同于國民黨，并且優越于國民黨的這種態度。以后的國共合作，兩黨之間之所以會發生那樣多的矛盾與沖突，根本上也正是由于這樣一種心態在起作用。我們從1923年至1924年國共兩黨合作的歷史過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當時毛澤東對國民黨工作的重視和深得國民黨領導人賞識的種種情況。這甚至使他在共產黨內受到了相當多的批評。但是，毛澤東同樣是抱負心很大，并有志于依靠黨的組織成就一番事業的人，他當然不會因為國民黨人的重視和給他較高的職位，就轉到國民黨一邊去。從毛澤東和蔣介石這兩人的成長過程來看，由于他們加入的組織和依靠的人群不同，接受的思想影響不同，也就使他們最終所選擇的道路大不相同了。關于這一點，我們這里只能是做一個簡單的描述。

　　他們有著相同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他們二人成長中那些頗為相近的方面。由于二人的出身、學歷相對都比較低，這導致他們明顯地存在著某種自卑心理和不安全感。即使后來兩人都成了黨的領袖，我們看他們的日記或談話，也還是能感受到他們內心深處的這種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在通常情況下，強烈的自卑感往往會與很強的自尊心聯系在一起。當他們達到一定的地位時，自然會形成很強的自尊心。這種自尊與自卑形成的強烈的反差，使得他們不可避免地具有多疑和敏感的共同的氣質。

　　（1）蔣介石：多疑導致“中山艦”事件

　　蔣介石因過度自尊而導致的過度敏感的例子很多，他自己在日記中就常有反映。有很多事情，本來未必與他有直接的關系，僅僅因為他的自尊心太強，內心里又缺乏自信，以致疑神疑鬼，認為是別人在背地里講他的壞話，想整治他，結果他就往往會做出相當激烈的反應。比如蔣介石與中共決裂的中山艦事件，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這件事情過去從來沒有人說得清楚。直到80年代一直還有人在研究。大陸學術界普遍認為這件事是蔣介石蓄謀的，而國民黨的史學家則認為是共產黨和俄國人要綁架蔣，蔣沒辦法才決心利用這事件懲治共產黨和俄國人。隨著80年代以后人們對政治歷史的研究心態日漸平和，再加上大量史料得以披露，人們才發現，造成中山艦事件的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其實還在于蔣介石因自尊而導致的多疑。用當年在蔣身邊工作的俄國顧問的話來說，就是蔣的自尊心強到了嚇人的程度。中山艦事件，簡單說起來，直接原因就是因為調走了一個與蔣介石關系非常好的顧問，接替他的顧問對蔣明顯地不夠尊重，對蔣的主張動輒設置障礙，并且有意削弱蔣手下的軍隊。這使得蔣非常緊張和憤怒，認為這是有意要搞他。于是，他想與當時國民黨的領袖汪精衛聯手擠走這個顧問，但他后來發現汪精衛和這個顧問竟也一個鼻孔出氣，甚至有愿意讓蔣出國的意向。種種可疑的事情加在一起，最終導致他得出一個結論，認為汪精衛與蘇聯顧問合在一起要整他。正好1926年3月19日國民革命軍最好的一艘軍艦中山艦在沒有通知他的情況下，被海軍局派往黃埔軍校所在地虎門附近水面去執行緝私任務。當天下午海軍局得知蘇聯顧問要用該艦，又得知蔣恰在廣州，于是便請示蔣可否將中山艦調回來。這就導致蔣疑心大發，最終懷疑是汪精衛和俄國人是想要利用中山艦把他綁架到莫斯科去。于是，蔣怒不可遏，反復思量，最后下定決心利用手中的軍權，調動軍隊發動了一場不大不小的政變。

　　蔣介石的這種敏感、自尊、多疑早在他跟孫中山時就表現得很突出了。孫中山對蔣很器重，把蔣介石看成是軍事上的干才，任命他到前線當參謀長。蔣介石卻因為與前方將領鬧矛盾，前前后后跑了十幾次之多。總是孫中山一個電報，蔣介石去了；去了不久，他說也不說就跑回上海去了；孫中山急了，再寫信勸讓他回去，他礙不過孫中山的勸說，只好又到前線去；去了又出問題，又是轉身就跑。如此反復，有十幾次之多。蔣介石為什么要跑，一個根本上的原因，就是他受命于孫中山，職位很高，前方將領卻不把他放在眼里，因為他手里沒兵。這無論如何讓蔣面子上受不了。其實“中山艦”事件時蔣介石也是打算要跑的，只是跑到半路上一想，不行！我這么一跑了之，不就正好讓人說我自己心虛了嗎？我又沒做什么虧心事，干嗎要心虛？！何況這個時候蔣介石已不同于當年跟孫中山的時候，他利用黃埔軍校建立起來的第一軍已經是國民黨的絕對主力了。蔣介石很難丟掉他的這支看家本錢不顧，讓別人奪了去。因此，蔣介石想明白了之后，馬上就掉轉車頭，回到黃埔去連夜布置反擊。結果是那個蘇聯顧問被趕走，汪精衛也被擠去歐洲養病，自己奪了黨政軍大權。

　　（2）毛澤東：沒被教授“當人看”

　　我們再來看一看毛澤東。毛澤東同樣是自卑感和自尊心并重的人。1936年他在陜北和斯諾談自己的經歷的時候，特別提到過一件事情。那是1919年，他經李大釗的介紹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助理員，負責登記來圖書館讀書的人的名字。他當時講了一句相當尖刻的話來形容他那時候感受。他說：那時那些來看書的教授們根本就沒有把他當人看。梁漱溟抗戰時期到延安訪問時，毛澤東又提到了同樣的問題。他問梁：你還記得我嗎？梁漱溟搖了搖頭，想不起來。毛澤東告訴他，他當年在北京時曾住在他后來的岳父楊昌濟教授家里，梁漱溟那時去過楊家，是他給梁開的門。而梁當時已是北大教授，自然不會記得這位給自己開門的青年人。毛澤東反復提到這些事情，清楚地顯示他內心里對此頗多感慨。聯想到毛澤東在解放后只對一個大知識分子很好，即章士釗，而對其他大知識分子統統不喜歡，我們就更容易理解毛澤東的這種復雜心態了。解放后，毛澤東發動過那么多針對知識分子和所謂資產階級的政治運動，甚至包括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知識分子那樣無情，但章士釗和他的后代卻幾乎沒有受到多少沖擊。為什么？就是因為毛澤東對章士釗很有感恩之情。這是因為章士釗早年在毛澤東非常困難的時候曾經慷慨資助過他2000大洋，這在當時是一筆很大數目的錢。只可惜，當年幫助過毛，或者看重毛的這種大知識分子太少了。因此，毛澤東只記住了一個章士釗，而對其他的教授、專家、社會名流印象很不好。毛澤東從自身的經歷出發，總是強調“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和“書讀得越多越蠢”之類的道理，并且總是自詡為“小人物”的代言人，鼓動“小人物”來打倒大人物。當然，我們也不應當回避，這種情況也與當年共產黨人的意識形態有關。建國以后，我們經常會談論知識分子的地位問題。之所以會談論，就是因為不好擺。我們過去是講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從階級論的角度，知識分子算不得是什么階級。于是就有了“毛”和“皮”的關系問題。知識分子這堆“毛”，究竟是附在資產階級這張“皮”上呢，還是附在工人階級這張“皮”上呢？多數知識分子當然想要附在工人階級這張“皮”上。問題是，這個問題很難解決。因為列寧早就講過：知識分子本質上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的教育培養出來的，是服務于資產階級的。你要想改變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就只好去改造它，因為只有改造好了才能使其變成“工人階級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