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娘子”的“是是非非”

　　在大陸三年半期間，史美倫更多地是和“改革”相連，她的任命本身就是改革的產物。任內，她提出了完善大陸的保薦人制度、建立獨立董事制度等等，在很多人看來，這些都是舶來品，未必適合中國國情。

　　在史美倫大陸任職前后，中國證券監管層引進大量“海歸”。除史美倫和高西慶擔任證監會副主席外，其他大多擔任部門副主任或者規劃委員會委員。

　　2001年的股市暴跌，一些人將矛頭指向“海歸派”，梁定邦和史美倫首當其沖。

　　“不顧國情引進一些所謂的先進方式，或者是將管理權交由一些并不了解中國國情的人來管理，中國還會走很多彎路。”內地一位經濟學愛好者在證監會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召開的一個討論會上說。

　　身處監管前線的史美倫也清楚自己面臨的責難。其中，她在APEC會議上回答記者提問時提出的“普世價值”(universal value)，被解讀為“不懂中國國情”。

　　史：當時有人誤解了我的概念。在APEC會上，我說有些事是有普世價值標準，你說中國大陸的股民就不應該受到公開、公平、公正的待遇？你說三公是國際慣例，我們引進就不對？我感覺不能戴著有色眼鏡去看。不論你是新興市場成熟市場，所有的股民應受到的最基本的保護是一樣的。有的人說我不懂中國國情，把這些都引進來。我也不想因為這一點跟他們辯論，他們的出發點是引進了外面的概念就是對中國不好，但是事實是引進外面的價值觀念或者經驗不等于對內地不利。

　　記：你說過，做事不懂國情是你的最大特點，你所指的國情是什么？

　　史：所有不能解釋的事。我在內地，有些事情他們不能解釋，就說內地就是這樣。反正我也笑了，我說的不懂國情就是這個意思。我一向感覺自己是比較professional的，是專業的，自己是來做事的，是希望在金融市場的改革里面出點力氣，能做多少做多少，我自己感覺不是求升官也不怕得罪人。

　　記：當時總理怎么跟你講的？

　　史：這些我不想公開講，不過我自己就說，我是無求的，總理說無求就可以大膽做。

　　記：你在任時有人來求過情嗎？

　　史：有人來說，這是誰誰誰，我說這個名字對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我剛到證監會的時候別人說不能怎樣做，我總問一個很傻的問題：這樣做有什么后果，他們都答不上來，就說反正不能這樣做，也沒人這樣做。結果我還是做了，也沒見什么后果。

　　記：那時候股市被當作為國企解困的工具。

　　史：有人這樣講，我沒有這個感覺。對我來講，不存在這個問題。它的用意和我的工作無關，我就是監管市場，把這個市場弄得比較健康規范，讓所有參與者享有同等權利。股市在中國存在的大目的是什么，那不是我的工作范圍，而且我不會因為它是國企，因為它有重大的任務，就對它手下留情，當時沒有這個感覺。

　　記：你怎么看待對海歸派的批評？現在還有很多“海歸”在關鍵崗位任職。

　　史：可能我還不太一樣，我本來就是境外的。我感覺當時有些人是心存嫉妒，有些人會想你明明是境內的，為什么去外面轉了一圈回來就很風光。這種狀況很矛盾，我碰到的所有人都想出去學習念書，但是一旦出去回來了以后，其他的人就指責他是海歸派。

　　對海歸派的指責很不公平并很分化，我感覺很可怕，有“文革”之風。你應該看個人，不應該說所有海歸派提出來的都不對，所有土生土長的提出來的都對，反過來也一樣。不能一概而論，應該對事不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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