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規劃制定之初，我們在環境問題上有一句話，叫‘快還老賬，不欠新賬’，但這個目標至今沒有實現。”國家環保總局宣教中心副主任賈峰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如此評價中國的水污染狀況。

　　環境為經濟付出沉重代價

　　5月29日，無錫太湖流域暴發藍藻危機，市區內大批市民家中自來水水質突然惡化，伴有難聞氣味，無法正常飲用，隨后，無錫市民開始大量搶購純凈水，有消息稱，無錫市某些地區18升桶裝純凈水的零售價從平日每桶8元上漲到50元左右。藍藻的暴發讓無錫市數十萬群眾一夜之間陷入缺水困境。

　　賈峰認為，太湖水體富營養化，湖水中的污染物含量遠遠超過環境的自凈能力是太湖藍藻事件的內因。2006年，太湖湖心區平均氮、磷的含量分別比1996年增加了2倍和1.5倍；太湖流域每公頃耕地年均化肥施用量從1979年的24.4公斤猛增至現在的66.7公斤。

　　中科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對太湖生態環境狀況長期研究的結果顯示，工業污染增加、農業面源污染擴大、城市生活污水直接入湖和漁業養殖規模急速擴張是造成太湖水成分惡化的主要原因。

　　據統計，太湖地區人口密度已達到每平方公里1000人左右，成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太湖流域也是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每年約有七分之一左右的國內生產總值是該區域創造的。然而，環境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環保部門近年來公布了該流域超過300家污染企業，其中不乏化工、印染、電鍍、制藥等高風險企業。大量工業、農業、生活用廢水在面對治污高成本和排污低成本的選擇時選擇了后者。

　　賈峰提出，富營養化的“內因”在高溫、降水量減少等氣象因素“導火索”的誘發下，最終導致了太湖藍藻的大規模暴發。連日來，持續高溫天氣致使太湖藍藻再次出現。氣象數據顯示，1至4月份，太湖水溫高于正常年份1.88度，4月平均溫度為近25年來最高。

　　有統計數據顯示，2005年完成的太湖治理一期工程共投資約人民幣100億元，太湖治理二期工程預算投資1000億元，目前，因太湖整個水質污染造成的損失每年大約在50億元左右。　　

　　環境事故每兩天發生一起

　　業內人士說，太湖藍藻暴發如同一個引子，將我國帶入了“水污染密集暴發階段”。

　　6月11日，安徽巢湖藍藻暴發。巢湖環保局坦承，由于超標排放，巢湖水質多數為V類或劣V類重度污染。24日，云南滇池藍藻暴發。7月11日，武漢東湖子湖之一的官橋湖湖面出現大面積“翻塘”，近3萬公斤魚因缺氧死亡。就連一向很少有藍藻出沒的北方地區也難以幸免。“北戴河飲用水庫也出現了藍藻蔓延現象，這在過去簡直不可思議。”業內人士這樣告訴記者。

　　記者從國家環保總局得到的數據顯示，2005年年底松花江事件后，中國平均每兩天發生一起環境突發事故，其中70%是水污染事故。

　　最新的《中國環境狀況公報》數據顯示，2006年我國的廢水排放總量為537.0億噸，比2001年的432.9億噸增長了約24%；COD和氨氮排放量分別達到1428.2萬噸和141.3萬噸，比2001年增加了23.4萬噸、16.1萬噸。

　　賈峰告訴記者，“十一五”規劃將我國GDP增速設定在7.5%左右，規劃到2010年，全國主要污染物總量比2005年水平減少10%。但是今天，GDP的增速遠遠超過了當初的預期，2006年經過核準的GDP比預計水平多增了4%左右。

　　他說，這意味著，原計劃投入的環保資金、人力物力等準備可能都不足以應對現在的環保局勢。“‘十一五’規劃制定時‘快還老賬，不欠新賬’的目標今天看來并沒有達到。”

　　有數據統計，我國治太歷時15年，投入近百億元，至今成果寥寥；治淮歷時12年，各方投入約600億元，但淮河污染仍有加重趨勢；治滇十余年，各級部門共投入超過47億元，但滇池水質未獲根本好轉。 　　

　　“環保風暴”需要制度化

　　水污染事件接二連三的大規模暴發，給我國處于承受力邊緣的環境敲響了警鐘。為了治理環境問題，環保總局曾先后掀起三輪“環保風暴”：2005年1月，叫停金沙江溪洛渡水電站等13個省市的30個投資總額達上千億元的違法開工項目；2006年2月，叫停10個投資約290億元的違法建設項目；2007年1月，叫停82個投資總額達1123億元的違反環評制度的項目。但是這一輪又一輪的“風暴”過后，效果卻不如人意。

　　上半年，環保總局宣布啟動區域限批政策，該措施被稱為“第四輪環保風暴”。“但是此后三個月中，高耗能、高污染的六大產業又增長了20%。”環保總局領導表示。

　　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曾坦承，“限批”措施的出臺已經將環保總局政策內的權限發揮到了極致，如果這些“風暴”不變成法律，中國的環境問題就難以得到根本解決。

　　賈峰認為“環保政策收效不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的績效、財政收入與企業效益有很大連帶關系。”他說，企業實行更為嚴格的環保標準，一方面會影響當地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另一方面會影響當地的就業市場。環境監督部門在客觀上受制于地方政府，在執法時，往往因為各種因素無法落實。

　　“按照現在環境方面的法律法規，很多企業的偷排行為成本很低，而遵守法律規定的成本則很高。法律坐標的設定使得高污染企業不能受到良好的約束。”賈峰表示。

　　本月3日，國家環保總局宣布對長江、黃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部分水污染嚴重、環境違法問題突出的6市2縣5個工業園區實行“流域限批”，對流域內 32家重污染企業及6家污水處理廠實行“掛牌督辦”。而這輪“掛牌督辦”的風暴能不能“刮”走污染，還有待時間的驗證。(馬婧妤 李雁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