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中央密集出臺了“國六條”、八部委意見、九部委細則等一系列房地產調控政策措施，但房地產市場卻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據國家發改委、國家統計局8月9日公布的調查顯示，除上海外，全國70個大中城市第二季度房屋銷售價格同比上漲5.7%，較上季度高出0.2個百分點。深圳、大連、呼和浩特的房價漲幅均超過10%，北京房價漲幅也達到8.7%。

　　對于房價不降反升，許多分析將問題的矛頭指向了地方政府，認為是其錯誤的利益觀和政績觀，導致他們成為當前房地產市場背后一只有形的“托市”大手。這些指責包括：

　　炒賣土地。有些地方政府利用對轄區土地的壟斷權，以低價征得農民耕地，再以高出征地價幾倍、甚至幾十倍的價格賣給開發商，取得大量的壟斷利潤。

　　造城運動。一些地方政府領導為了自己的政績，熱衷于大拆大建，大興舊城改造，強制性地制造了大量的拆遷戶，人為地增加了大量的被動需求。

　　棄高就低，縱容炒作。對中央政府一再倡導的經濟適用房、廉租房棄而不建，而把興趣集中在批建高檔住宅上；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到外地推銷房產，或吸引外地“炒房團”前來炒房，以致當地的樓市炒作風越來越盛。

　　銀政合作。地方政府與銀行為了各自的利益，對房市推波助瀾。

　　筆者認為，地方政府之所以敢于在中央政府三令五申的政策指向下或明或暗地與調控政策相悖，有三點深層次的原因。

　　首先，地方財政收支不對稱。收支的不對稱源自財權與事權的不對稱。我國現行的分稅制是在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劃分各自事權的基礎上劃分各自的財權，貫徹了“收入大頭在中央，支出下流在地方”的分稅制改革精神。然而從地方財政收入來看，在原體制下，地方長期培養、扶植起來的主體財源，面臨著財源弱化，收入增長難度加大的困境。

　　其次，干部任免考核機制內涵不足。我國傳統的對地方各級官員的考核標準，特別是對地方“一把手”的考核、評定中，地方GDP、地方財政收入對國家的貢獻大小等指標發揮著重要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GDP高低也決定了地方“一把手”的升遷與否。

　　因此，在地方政府看來，發展房地產業可以說是“一著領先，全盤皆活”。既能使地方GDP快速上升，又能緩解地方財政在支出上的困境。這就導致了地方政府在執行中央政策上，一方面“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消極敷衍；另一方面，縱容房地產商炒作樓市，甚至扮演幕后那只有形的大手！

　　最后，“銀政合作”助推房價。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國商業銀行比較普遍地存在流動性過剩的現象。迫于盈利壓力，銀行急于把這些過剩的資金貸出去。房地產業因為有借款人的房產作為抵押物，相對風險較小，順理成章地成為各家銀行青睞的放貸對象。于是，銀行和地方政府為了各自的利益形成了一種緊密型的“銀政合作聯盟”，使房地產商在資金和土地兩個方面都得到了滿足，加劇了房價的上漲，使中央三令五申的調控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來源：江南時報 作者：馬正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