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是影視創作的核心力量，但長期以來，國內編劇地位一直不高。劇本可以被擅自修改，稿酬可以被長期拖欠，權利可以被任意侵害……這些已成為業界公開的“秘密”。不過，這種現象有望得到改觀。不久前，編劇維權大會在京召開，80余位國內著名編劇聯合發表《2008影視編劇維權聲明》，邁出了自我維權的新腳步。今天，本報刊登國內一位著名編劇的真實討薪經歷，其曲折的過程和成功的經驗，對編劇維權也許具有某種樣本意義。

　　康麗雯，兩屆國家級“夏衍電影文學獎”得主，曾擔任《苗苗》、《女兒樓》、《浴血太行》、《走出西柏坡》、《跆拳道》、《村支書鄭九萬》、《馬石山十勇士》等影片編劇。雖然已是業內較有建樹和聲望的資深編劇，但她也經歷過“追討薪水”的漫長歷程。最近，她對記者講述了艱辛的“討薪記”。

　　“身心疲憊，感覺很屈辱”

　　數度修改劇本 稿酬追了兩年半

　　“身心疲憊，感覺很屈辱。但是與多數編劇遇到的問題比起來，我的經歷已經算是受傷害比較輕的了。”提起兩年前的薪酬糾紛，康麗雯有點不堪回首。

　　從2002年寫到2004年，康麗雯受邀創作了一部表現主旋律的影片《中國·1949》。因為制片方經費縮水以及所選演員的問題，康麗雯數度修改劇本，幾乎等于寫了兩個劇本。但她沒想到的是，討薪的過程會比創作過程更艱辛。為了影片的稿酬，康麗雯這一“討”就是兩年半，從2004年3月一直“追”到了2006年9月。

　　2002年11月9日，康麗雯按照西安電影制片廠制片主任呼某的要求，給西安電影制片廠及其合作單位陜西某科技開發有限公司一式兩份授權書，說明電影文學劇本《中國·1949》系本人獨立完成，同意將劇本交由兩家單位拍攝。之后，因為西安電影制片廠沒有足夠的經費，這個合作通過法律途徑，轉給了另外一家公司，負責人是同某。

　　按照合同，編劇交出劇本同時，制片方應交付第二筆稿酬。但當時制片方表現得很焦急，說已經建組，時間來不及，能否先拿走劇本，第三天再給稿費。拖到第三天，制片方又說銀行卡丟了，補辦卡需要再等3天。又過了3天，康麗雯繼續聯系對方，得到的答復是，“卡是外地卡，補辦時間長，需要至少5到7天。”這時的康麗雯已經將信將疑。

　　與此同時，制片方正急于把劇本交給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視創作領導小組審查。一個朋友提醒康麗雯，應該把沒有拿到應得稿費的情況告知主管部門與領導小組。康麗雯就寫了一封說明信，傳真給國家廣電總局電影局。很快，通過主管部門的干預，制片方這才把第二筆稿費交了出來。

　　劇本通過審查后，按照合同，制片方應把最后一筆稿費付給編劇。但制片方又長時間拖延并托人說情，希望康麗雯同意他們先運作經費再付稿費。康麗雯再次讓步。過了很長時間，制片方沒有任何消息。“這期間我多次給對方打電話，但電話經常打不通。即便好不容易打通了，對方的態度也很惡劣，讓人很不愉快。”直到康麗雯從朋友那里聽說影片已經殺青并且通過了審查。

　　無奈之下，康麗雯找到律師，頗費周折才查到制片方的地址，將律師函發了過去，并同時發了一份給電影局，告知此片存在版權爭議，請其暫緩發放影片放映許可證。

　　第二次，又是因為主管部門站在了編劇這一邊，依照法律辦事，運用行政干預，幫助康麗雯討回了最后一筆稿費。這時，制片方還不忘與編劇討價還價，最后還是少給了一筆，康麗雯也只能讓步。

　　雖然大部分稿酬要了回來，但還有一個問題一直讓她無法釋懷。“2006年，影片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了首映式，有朋友去看了，說影片拍得很不理想。而我到現在都無法看到影片，不知道劇本最后被他們改成了什么樣。其實合同中寫得很清楚，制片方對劇本的重大改動必須首先取得編劇的同意。”但她也知道，在稿酬追討都這么艱難的情況下，要制作方尊重編劇的原創和首創，目前似乎是一種“奢侈”的愿望。

　　“忽視編劇的存在，已經成了‘慣例’”

　　積極主動維權 不做“隱身人”

　　最近，康麗雯應邀創作了影片《馬石山十勇士》，這是一部根據真實事跡改編、表現抗戰時期10名八路軍戰士為救百姓而全部犧牲的影片。康麗雯的劇本不負眾望，得到了電影局的資助，并開始了拍攝。但接下來，從影片首映式時的主創人員上臺到媒體宣傳，都沒有康麗雯的出現。電影海報上羅列了14個人的名字，從導演、攝影、美術、制片主任、副制片主任，到會計、化裝、服裝、道具……卻單單沒有編劇的名字。

　　“其實，按照我國故事片字幕規定，編劇的署名應放在前面。可是現在，忽視我們的存在，在影視圈里似乎成了一種‘慣例’。”說到這些，康麗雯有些激動，“在一些人看來，編劇就是個‘文字打工仔’！可實際上，中國影視產業要發展要繁榮，劇本才是根。如果費盡心血編劇的影片出來了，而我們只是‘隱身人’，誰能保證還有長期創作的熱情？”

　　“有的編劇說，因為維權成本高或心靈受不了刺激，或怕被別人笑話自己為了錢，而不愿意走法律途徑——我認為這都是不應該的”，康麗雯說，“如果我們每個人都不肯站出來，就等于在助長那些無視法律的行徑，就會使‘潛規則’更加泛濫。”

　　康麗雯說，有關部門也應采取相應措施，切實保護編劇權利。她說，自己的“討薪”之所以能夠成功，與有關部門的支持是分不開的，但“并不是所有的編劇都這么幸運”。她建議，對那些侵害編劇署名權、拖欠編劇稿酬而引起法律糾紛的影視劇，如果有關部門能夠等待法院判決后再批準放映的話，“肯定就不會有人再這么明目張膽地侵害編劇權益了”。 (徐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