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防微杜漸，防止“臺獨”思潮向高等學校滲透，國民黨長期不許在大學中文系開設有特殊含義的“臺灣文學”課程，申請增設這類課程也只允許在中文系名義下加開，而更不允許單獨成立“臺灣文學系”和“臺灣文學研究所”。如1990年代中期臺中靜宜大學有意在中文系里設立“臺灣文學組”，官方認為這是讓“臺灣文學”脫離“中國文學”的危險嘗試，因而不核準。后來迫于臺灣本土化愈演愈烈的趨勢，也由于李登輝背叛了蔣氏父子反對“臺獨”的思想，淡水工商管理學院(后改名“真理大學”)經過“七上八下”(七次上書，第八次獲準)，才于1997年2月率先成立了全臺灣第一家“臺灣文學系”。

　　如果說，民進黨執政前國民黨還不許設立“臺灣文學系”，或認為設專業就應該在中文系之下的話，那到了陳水扁上臺后，“臺灣文學系”的建立不再是下面請求，而是由上層鼓勵。2000年8月，“教育部”通令國立19所大學籌設“臺灣文學系”和研究所。主政者十分明白：文學的作用雖然有限，但文學可以推動政治，有時甚至可以越位，走在政治前面。一旦將“臺灣文學系”與各大學中文系、外文系、日文系并列，具有特殊含義的“臺灣文學”就不僅是為臺獨梳妝打扮的脂粉，而且是給臺獨張目、插向中國文學的一把利刃。為了使這把利刃磨得更加光亮，成立“臺灣文學系”的步伐在加快：2000年成功大學成立“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2002年8月成立“臺灣文學系”和博士班，同時清華大學、臺北師范學院成立碩士班，2002年靜宜大學成立“臺灣文學系”，2003年真理大學成立“臺灣語言學系”2004年有更多的大學成立“臺灣文學系”和研究所。這說明“臺灣文學系”成立不是一般的學科建設問題，而是受政治左右，是為了擺脫中國文學的“羈絆”，這將造成臺灣大學生不認同中國文學，并在族群和國家認同上出現嚴重偏差。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臺灣文學系”和研究所的教授許多人志不在學術而在分離運動，以至有人認為他們運動高于學術。正如有的學者所說：“目前臺灣文學研究領域，一直是被‘非學術論述’所壟斷。”

　　不許用“臺語”取代“國語”

　　是堅持國語寫作還是用所謂“臺(灣國)語”寫作，這也牽涉到臺灣地區文學走什么道路的大是大非問題。蔣氏父子認為，語言寄寓著民族精神，并從臺灣歸屬中國的關系出發，主張中國人應該講“國語”，“國語”應成為官方語言。用漢語寫作，用“國語寫作”，才是中國文學的唯一出路。基于這種看法，臺灣當局除在光復后初期允許中、日文并用外，在過渡期結束后的1946年，便雷厲風行推動國語本位政策，全面廢止日文寫作，禁止學校用日語授課，停止媒體的一切日文版，甚至連日語唱片也取締，以樹立“國語”的霸權地位。對那些習慣用日文或“臺灣話文”的作家，當局強制他們學習“國語”。當有人認為臺灣與大陸在互不相同的航道中發展，兩岸存在著不同的社會條件和生活方式，因而作家應用“臺灣話文”寫作時，蔣氏父子對這種企圖顛覆國語統治地位的言論，毫不退讓：語言學里，沒有“臺灣話”。所謂“臺灣話文”，說穿了就是閩南話和客家話，這兩種“話文”皆為中國大陸方言，而不是什么獨立于漢語之外的“臺語”。

　　鑒于1949年后移居臺灣的人所使用的是各省不同的方言，如“國家”，有的人發音為“果家”，有人說或“愧家”；有的人把“日本”說成“一本”，有的說成“二本”，個別的發音為“四本”，因而為了有利于溝通，當局大力推廣“北京話”，除辦有《國語日報》外，還倡導具有祖國意識的作家應用純正的中文寫作。這種禁日語同時禁方言的“去臺灣話”而剛性推行“國語”的語文政策——如小學生在學校講方言罰打手心、把原住民貶稱為“山胞”并在其地帶強制推行“國語”的做法，引起當地人強烈的反感，乃至后來反彈為“深綠”人士主張廢除中文寫作，改用所謂“臺語”寫作并把“臺語”解釋為與“臺裔”、“臺灣民族”一脈相承的與中國文化不同的“臺灣文化”。可見，“文學臺獨”思潮的滋長——諸如“只有用臺語寫作才是臺灣文學”論調的出現，與蔣氏父子在政治體制中不信任、排斥臺灣省人，不顧民意歧視臺胞的態度，完全不尊重乃至用“殖民遺毒”、“奴化”的帽子打壓地方方言的做法，負有一定的責任。

　　但不管怎樣，國民黨當局對“臺獨”作品的查禁，驅逐“獨派”作家出境或囚禁“臺獨”要犯，尤其主張臺灣文學是中國文學一環，討論臺灣文學必須在中國文學的格局之下的立場，應充分肯定。目前，民進黨在推動“臺獨革命”，全面批判兩蔣父子的戒嚴體制時，將國民黨執政期間包括反“文化臺獨”在內的一切措施“污名化”、“罪惡化”，這是違反歷史主義的，因而是不得人心的。(古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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