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許“臺獨”人士回臺灣和查禁“臺獨”書刊

　　臺灣當局對“臺獨”勢力決不姑息，許多時候是準確和正義的。像還在20歲時就萌生臺灣作家不是中國作家之意識的張良澤，1970年代在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新文藝”課程，以首次講授臺灣文學為名宣揚分離主義思想，為漢奸文學即“皇民文學”翻案，故每個學年度校方均要討論這位認為“臺灣文學不同于中國文學”的講師是否還有資格留任。1978年，張良澤投入黨外運動，在美麗島事件爆發后無法在臺灣生存，只好在美國和日本流亡。在流亡期間受海外“臺美基金會”資助，鼓吹“臺獨”十多年，否認臺灣人抗日的民族正氣，稱臺灣人為非中非日，介于“漢民”與“皇民”之間的“三腳仔”，并污蔑中國人是“四腳仔”的豬，這種瘋狂的自我侮辱還不算，還熱烈贊揚戰后日本資本“使臺灣獲致社會的安定和繁榮”。當局懷疑他是“國賊”，因而在其護照上加蓋“吊銷”的大紅字，不許他回臺灣，一直到戒嚴令解除五年之后，才允許他返回探親。

　　陳芳明是一位詩評家，是一個復雜多變的人。他原來以“龍的傳人”自居，可他在1974年離開臺灣到華盛頓大學深造期間看到美國人寫的鼓吹“臺獨”的小冊子《被出賣的臺灣》，由此受其影響背叛了原有的信仰，而中斷學業與“臺獨”領袖許信良一起讓《美麗島》雜志在海外復刊,并以“施敏輝”的筆名在每一期雜志上寫鼓吹“臺獨”的政論：疾言批評執政黨鎮壓“臺獨”勢力做法的同時，為被投入牢房的“臺獨”分子鳴冤叫屈，以致成為“臺獨理論家”，被國民黨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不許他回臺灣長達15年之久。后來，迫于輿論的壓力和島內形勢的變化，國民黨當局于1989年允許他回臺，但只能停留一個月。當陳芳明到北美事務協調會辦簽證時，官方向陳芳明約法三章，其中第一條禁止事項是“不得主張臺灣獨立”，不許參與任何政治性的演說活動。但陳芳明陽奉陰違，一到臺灣便出版三本以反國民黨專制為名宣揚“臺獨”思想的《在美麗島的旗幟下》、《在時代分合的路口》和由他主編的《二·二八事件學術論文集》。這些書和林雙不的《大聲講出愛臺灣》、施明德的《施明德的政治遺囑》、彭明敏的《自由的滋味》一起，被臺灣當局以“主張臺灣獨立，散布分離意識”的罪名而查禁。為此，前衛出版社發表聲明“嚴重抗議”，“臺獨”派文學團體“臺灣筆會”也發表《愛臺灣的思想能查禁嗎？》的聲明，但這些都沒有使當局查禁宣揚“臺獨”書刊的態度軟下來。

　　文藝團體必須冠于“中國”、“中華”之名

　　蔣氏父子堅持“一個中國”，在“人團法”中規定“人民團體的組織與活動，不得……主張分裂國土”，“有違法者，不予許可”。這是約束黨外勢力組織黨團及其附屬的文藝團體的法令，是專為“臺獨”團體及其活動治罪的。這表現在文藝團體的成立問題上，蔣氏父子認為民間團體的設立應有利于祖國的統一，而不應與“臺獨”思潮沾邊，并對那些假“臺灣”之名行宣揚“臺灣文學不是中國文學”的思想保持高度的警覺。為此，“內政部”明文規定成立民間社團必須冠于“中國”或“中華民國”名稱，而不許以“臺灣”命名——如確實需要，也只能用“臺灣省”而不許單獨使用“臺灣”二字，如1955年6月成立的“臺灣省婦女寫作協會”，便不用有可能引起誤解的“臺灣”而改用“臺灣省”，該會于1969年則干脆改名為“中國婦女寫作協會”。其余團體一律稱“中國”或“中華民國”，如“中國文藝協會”、“中國青年寫作協會”、“中國詩人聯誼會”、“中國古典文學學會”、“中華民國筆會”、“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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