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這一政策，直到蔣經國去世后仍然堅持不變。哪怕是解嚴后的1995年，“以臺灣為名義的社團在內政部登記為全國性的社團時，都被打回票，沒有一個被核準”。典型的是1987年2月15日成立的“國際筆會臺灣總會”(簡稱“臺灣筆會”)，由于是逃避作家體制化，是有主體性和“臺獨”傾向的社團，因而未被核準登記，官方后來在“必曰臺灣”的年代即第七屆李喬會長任內才勉強將其核準，但仍不支持其加入“國際筆會”。

　　創辦刊物以“臺灣”命名，在兩蔣時代同樣遭到冷遇。吳濁流于1964年4月創辦的《臺灣文藝》雜志，由于沒用《中華文藝》或《亞洲文藝》一類的刊名，曾幾次被“警備總部”約談，質問他不用“中國”而用“臺灣”名稱是何居心，并再三禁止他使用“臺灣”二字。吳濁流年紀大，什么風浪都經歷過，他頂撞官方說：“除非‘臺灣省’改了名稱，我就改雜志名稱”。鑒于他威望高，一直以“漢節凜然”著稱，且又抓不到他轉向宣揚“臺獨”的把柄，當局無可奈何，只得讓其出版，但仍緊盯不放，不時用各種借口向其提出警告。《臺灣文藝》的另一姐妹刊物《文學臺灣》，因1982年出版的第五集有一篇名為《隔絕》的小說中一段話有問題，被“調查局”強令刪除。至于《笠》詩刊，繞了好幾個彎將“笠”視為“臺灣意識”的圖騰，也被當局識破，難逃“臺獨同路人”的指責。

　　“臺省文藝”是“中華文藝”的組成部分

　　和“一個中國”政策緊相聯系，蔣氏父子認為只有“中國文學”，而無獨立于中國之外的“臺灣文學”；只有“中華民國臺灣省文學”，而無脫離母體、具有特殊含義的“臺灣文學”。正因為如此，由官方文人尹雪曼主編的《中華民國文藝史》，只有“中華文藝”而無“臺灣文藝”。談到本地區文藝時，用的是“臺省文藝”而非“臺灣”的稱謂。且全書著重的是外省作家的創作而非“臺省”作家的作品。這固然體現了編著者對鄉土文學的嚴重偏見，并為后來臺灣文壇外省作家與省籍作家的矛盾加劇埋下了禍根，但該書認為臺灣只是中國的一個省，“臺省文藝”不應脫離中華文化這一母體的思想，并沒有錯。這一主張也影響到了大學中文系的學科建設。1990年代初，曾有日本學者要求到臺灣大學進修“臺灣文學”，官方的回答是“只有中國文學，無臺灣文學”。這種回答過于籠統，且無視取材于臺灣土地和人民的鄉土文學或曰本土文學的存在，誠然不對，但認為臺灣本地的文學應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則是正確的。也正是基于這種觀點，官方于1984年和1999年兩次出版的作家辭典，均以《中華民國作家作品目錄》命名而不使用《臺灣作家作品目錄》的書名。

　　在“臺灣文學館”的籌建和成立過程中，如也有“中國結”與“臺灣結”的碰撞。1992年，官方不許這個館用“臺灣”命名，但為考慮對方的接受程度，便省去“中國”二字而用含糊的“現代文學資料館”取代，其用意是在(中國)現代文學名義下包容臺灣文學。這引起“獨派”的嚴重不滿，將這種做法罵為：“如果在中國現代文學名義下設臺灣文學組，那就是在名稱上被人做了手腳，成為‘傳統文藝’之下沒有名份的小老婆。”

　　不準成立“臺灣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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